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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之死”:从“自缢”到“殉国”
2015-06-19 16:16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在北京景山公园里,有一棵为人熟知的老槐树,据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此自缢。树的旁边,矗立着两座石碑。一座镌刻“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为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书写勒成;另一座则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为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立指示牌时,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

  对此,据景山公园管理处文研室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指示牌改名发生在2011年前后,是在一位现已退休的员工建议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为了与另外两座石碑的有关表述相一致。但该工作人员也透露,“明思宗殉国处”的说法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今日的环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处计划下次更换园内指示牌时,改回它的旧称“崇祯皇帝自缢处”。表面上看,无论“自缢”,还是“殉国”,都是指崇祯皇帝自尽之事。但前者仅仅交代了自缢的行为本身,后者却带有强烈的褒扬色彩。这也促使我们继续探究,从“自缢”到“殉国”,崇祯皇帝之死为何影响到了其后的三百多年?后人在纪念崇祯皇帝之死时又有着怎样的初衷?

  自缢

  崇祯之死引发的山河巨变

  “崇祯之死”究竟是“自缢”还是“殉国”,这还要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说起。三月十九日,天未黎明,崇祯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景山自缢而死,维持了270多年统治的大明王朝由此灭亡。

  作为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大概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自己将会成为明朝的亡国之君。在他之前,像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已经导致明朝内部政治腐败愈发严重,外部来自后金的侵扰也逐步加深。反观崇祯,即位之初便力图革新吏治,处置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慨然有为”,给人带来了一丝希望。怎奈国家积弊已久,纵然崇祯再努力,也已无力挽救危局。内忧外患的夹击,最终促成了崇祯的自缢和明朝的灭亡。

  与崇祯之死相伴出现的,是一幕幕的家国惨景。临死之际,崇祯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周后痛哭对答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随即自缢而死。崇祯又传旨给后宫嫔妃,要她们随同自尽,并命太监将几个儿子潜送出宫。面对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崇祯长叹“尔何为生我家”,挥剑欲杀之。长平公主举起手臂挡了一下,臂虽断而性命得保。至于崇祯,他的自缢除了有太监王承恩跟随之外,更有“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直到三日之后,李自成部下才在景山发现了崇祯的尸身,并看到了他以血写成的遗诏。其中说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虽然各类史籍对此记载不尽相同,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崇祯的自责之情,并希望以一己之死而为天下百姓请命。

  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开后,在明朝士大夫群体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之间纷纷自尽效仿者不计其数。关外的后金则打起为汉人“雪君父之仇”的旗帜,在吴三桂的引领配合下,进入山海关,击溃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当年五月,福临于北京称帝,改年号为顺治,正式建立了清王朝。至此,明清鼎革,王朝变色,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围绕崇祯之死,虽然仍有许多疑点和争论,但崇祯自缢之举所代表的不苟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义,则被后世反复提及,并加以纪念。

  殉国

  抗战期间对明思宗的纪念

  清朝建立之后,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极力尊敬如崇祯等前朝皇帝。据说,清初曾将崇祯自缢的老槐树定名为“罪槐”,并配有一副铁链。同时规定,凡皇室人员经过此处,必须驻足观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前朝皇帝的诚敬。

  清朝灭亡之后,对崇祯的纪念非但没有中止,反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以及国内局势的复杂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前述两座碑之一的“眀思宗殉国处”碑,书写者是沈尹默。碑的右侧上方题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立”,左侧下方题款则为“故宫博物院敬立”。有一个细节是,沈先生在书写“眀”字时,有意将左侧写为“目”,而不是通常使用的“日”字,以此来表示对当时日本的不齿和反抗。此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对崇祯的纪念也愈加隆重,至1944年时达到高潮。

  1944年,为农历甲申年,也是明朝灭亡整三百年,注定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先是郭沫若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连载了《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梳理明朝的灭亡和崇祯之死,号召国内团结,一致对外。该文一经发出,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关于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所犯错误的分析,也为后来中共战胜国民党、进入北平提供了历史参考,因此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由北平社会各界组成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宣告成立,并计划于该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忌日前后,在景山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王克敏示意此事“应从缓办”,致使相关的纪念活动没有能够开展。不过,通过筹备会的努力和争取,当年仍在崇祯自缢之处新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便是《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由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撰成。在近千字的碑文中,不仅可以看到傅先生对明朝灭亡和崇祯之死的追溯,更能感受到他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和关怀。

  碑文开篇即赞叹:“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随即对崇祯自缢致以崇高的钦佩和敬意,说他舍身殉国,留下血书为万民请命,这一壮烈之举理应受到后世崇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明朝灭亡之前,尽管有一部分大臣劝说崇祯南迁避难,但崇祯不为所动,死志甚坚,希望以此来报国家社稷。作者说这些,除了褒扬崇祯之外,还寓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环顾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北平仍被日本控制,与明朝亡国前夕的危难局面何其相似。因此,碑文隐含着的意思是,当权的国民党政府也应该效仿崇祯皇帝,矢志抗敌,不畏艰难,而不是一味求缓,不思上进。正所谓“缅溯明祖开国之功,并阐思宗救民之旨”。一方面是对执政者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怀有深厚的寄托。

  傅增湘的碑文,代表了日本侵略之下爱国人士们的迫切心情和追求,并通过对崇祯的纪念,来暗示抗战到底的坚决信念。所以,该碑文也是民族精神的绝佳写照。建国之后,虽然该碑因为贬低农民起义而一度“不合时宜”,连同沈尹默所撰碑石一起遭到毁弃,但它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无疑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崇祯皇帝的“殉国”行为,不仅得到后世的同情,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赞许与认可。

  立场

  “自缢”与“殉国”背后的不同内涵

  仔细品读傅增湘所写《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以及沈尹默所题“眀思宗殉国处”六字,均将崇祯自缢称为“殉国”,无疑都是在颂扬崇祯的“壮举”。所谓“国”,自然是指明朝。因为在大家看来,崇祯是受到李自成的逼迫才会自缢而死。身为一国之君,崇祯此举堪称为国殉亡。

  但换个角度来看,崇祯殉国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明朝的灭亡以及后来清朝的建立。因此,置身清朝,倘若一味褒扬崇祯的殉国之壮烈,势必会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清朝前期,大量文字狱案的发生便往往因为其中含有追思前明、影射当下的内容。比如,提到明朝的服饰、史事,都可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严惩。这也就可以理解,清朝的皇帝如顺治、康熙等人,尽管一再表露出对明朝皇帝的尊敬,并加以祭祀,但并没有放松对民间开展此类活动的控制。从清朝官方的立场看,崇祯“自缢”仅是用来形容崇祯皇帝死亡的方式,并没有过分突出他“殉国”的重要内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通过崇祯自缢一事,将汉人的仇恨转移到李自成身上,进而宣布清军入关的合理性,为清朝建立提供足够的依据。总之,有清一代对崇祯“殉国”的褒扬,多是停留在私下层面,官方虽也有肯定,但相比之下并不那么积极。

  到了民国年间,崇祯自缢一事重新受到关注,其意义也获得了进一步抬升。尤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日益严峻,崇祯“殉国”所体现的坚毅、不惧等因素,成为战时宣传的必备条件。这从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能够明显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崇祯“殉国”之所以被凸显,或许还应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晚清之时,孙中山等人为推翻清朝的统治,重新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反对元朝时喊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的矛盾,在清末之时被重新构造起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灭亡之后,自杀殉清者并无多少,根本无法和明亡后出现的“自杀比赛”现象相提并论。这或许与满汉矛盾之下,人们对清朝的认同不够深刻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回到抗战年间所立的两座崇祯纪念碑,虽然它们的作者沈尹默、傅增湘均生于清朝,后者还曾中过清朝的进士,准确来说应该算是清朝遗民,但他们显然没有多么浓厚的遗民情结。所以,傅增湘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已经毫不避讳地大加赞扬崇祯“殉国”一事,而不必顾忌其中言语是否会触碰到前清的立场。这既是时过境迁造成的结果,也与明、清两朝灭亡之后截然相异的氛围有密切关系。 正如纠结于是“自缢”还是“殉国”一样,崇祯死后的谥号也长时间内没有定论。多尔衮加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顺治时期则改称为“庄烈愍皇帝”,同样也有人因崇祯之陵为“思陵”而称其为“思宗”,由此更见崇祯本身的复杂色彩。以清朝官方对崇祯的通称“愍帝”来说,《谥法》的解释是:“在国逢难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祸乱方作曰愍。”应该说,“愍”字准确概括和总结了崇祯一生。前人曾作诗说:“景山无好景,思宗却可思”。却不曾想,当众口纷纷说崇祯时,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这位昔日皇帝的忧患哀怜?当人们匆匆走过那棵古槐时,又是否注意过景山晚景中的那一抹血色残阳?

责任编辑: 郭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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