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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阳明学“良知”的发现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事件

2017-11-08 02:30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在白银货币体系确立、社会流动性增强、庶民社会初步形成的晚明,“欲望的解放”成为时代精神主题,既有的社会与价值秩序难以安顿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对此,阳明学构想了关于社会重构的一整套理论方案,确立了“良知”的意义,意使个体重新落实伦理价值,在充实自我的同时,承担起世界的责任。重温“良知”的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对于当代的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许多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称之为中国的“近代性”。阳明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它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表达,另一方面,它也尝试提供了一套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问题的方案,希望能够塑造一种新的主体状态和伦理生活,创生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与政治形态。无论这些方案具有何种适应时代的“新”意,它们都具有一种基本的趋向——即尝试着重新激活固有的伦理价值,试图把新的时代意识再次安顿于已有的价值观基础之上。

资料图

  作为一个大时代的“晚明”

  “晚明”之为“晚明”,并不仅是一个指称明代末期的时间概念,它还在说明这个时代具有自身的独特历史内涵。一方面,它是元、明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蕴涵于基层的历史力量,终于在此时突破明代前期历史局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它又并非明清之间的过渡阶段,它具有为清代前期历史所不能说明的内容,有着更丰富的历史潜能。因而,我在这里说的“晚明”,是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一个完整且特定的历史阶段,指的是整个明代后半期的历史。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提出了一个从世界史视野理解明清历史转折的问题框架。他笼统地以“后十六世纪问题”来命名他的问题意识,指的是1500年以后,在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区,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简要说来,是人类社会普遍遭遇一次人、商品、货币的活跃流动带来的新问题。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随着白银作为货币的广泛流通,以及赋役折银的制度创新,社会各阶层全部被卷入到白银货币体系当中,带来了社会的全面变化,有学者综述说:“明初形成的旧的社会等级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整合,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的转变。从事多种经营、投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增多,脱离土地的人也日益增多,以往一般认为农民脱离土地的社会危机是土地兼并、赋役沉重,官吏贪酷、高利贷盘剥所造成,实际上,白银货币化无疑也是促成农民脱离土地的重要因素之一。货币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民非农民化的趋势。与日益增多的社会各阶层人们卷入白银货币经济之中有着直接联系的,是一个专业商人阶层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晚明贾人几遍天下。”对于这种社会变化,后来的历史学家常常以“资本主义萌芽”来解释。但要理解这个变化,不仅是要揭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的总体性问题,也是对变化中的精神状况、价值世界乃至文化思想性格的一种说明——“欲望的解放”成为时代的精神主题。

  晚明历史变迁中最为突出的新因素当然是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构,特别是雇佣自由劳动的大量涌现。但经济领域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重构,这种重构最终会采取何种文化和政治形式,还取决于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雇佣自由劳动的涌现是否一定带来一种纯粹由欲望、利益和资本所支配的经济社会,还要看时人是否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看待欲望、利益和金钱的价值观,并以此来重新组织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构造出一个适应时代的新秩序。这种新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理想的创造,必然出自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与欲望、利益、金钱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如果说“白银”是明代中国与世界最为重要的纽带,那么,同样得自于世界体系的重要物品玉米和甘薯等农作物,也如同白银一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玉米、甘薯的普遍种植带来了人口的暴涨。玉米和甘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在16世纪自美洲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北方普遍种植,这促进了明后期人口的迅速增长,而这些暴涨的人口,逐渐成为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而导致的流民的重要来源。大量脱离土地的农民进入手工业,进入商业市镇,成为市民;此外,大量流民涌向湖广荆襄山区,组织屯种;进入矿山,成为采矿工人;而大量东南沿海的流民,成为有组织的海盗。流民运动带来了某种自组织色彩的流民社会,在工商业集中的市镇就成为市民社会,而在山区屯种的流民等则逐渐形成移民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中后期总会有大规模的流民,这基本上成为王朝循环周期律的基本内容;但晚明的流民因为越来越多地成为工商业发展中自由劳动力的来源,因而,他们并不能简单地用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这个时期的流民运动,也就很难通过国家再次的编户齐民而得以缓解。这种经由流民运动而形成的新的社会,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移民社会,都是一种从旧的社会秩序中脱序而来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庶民社会”。

  “庶民社会”与礼教再编成的需要

  “庶民社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组织性,在这些组织形式当中不可避免地有着宗教性结社的存在。例如在明代中期土默特部地区形成的从事“板升”农业的汉族移民社会,就是白莲教徒有组织的移民行动;而在城镇工人中关帝信仰和帮会,则是不可缺少的社会组织。这种“庶民宗教”与原有的民间宗教不同。民间宗教是儒教社会的组成部分,与宗族社会共同承载基层教化,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基层社会与主流价值的沟通;庶民宗教则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弥赛亚”性格,弥赛亚信仰的超越程度越高,其社会连带的范围越广,组织规模越大。庶民宗教的存在,是流民社会中的个体建立互助连带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和组织资源。

  庶民宗教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佛道二教的转化。明代的城镇逐渐具有了更为强烈的商业经济中心意味,开始形成了市民社区。在这里,宗法关系薄弱,血缘纽带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往来便利,人口流动加快,信息传播迅速;这里有着日趋发达的公共生活设施以及有效的公共秩序维持系统,经常性市场消费活动的公共娱乐场所也逐渐兴起。与此同时,晚明社会出现了大批不能入仕的“过剩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本身也成为市民的一份子。在这些庶民文化当中,佛道二教开始承担过去儒教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在“百姓日多一日”前提下,在“宗法”、“党正”、“族师”无所应其需要之际,“分儒家之劳”,而使“穷汉”有所“依托以就活”。晚明时期,佛道二教成为组织庶民生活的精神和伦理资源——佛教进入丧礼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佛教丧礼中为死者忏悔罪业以超度的态度,与儒教丧礼中慎终追远、敬祖收族的态度之间,终将发生冲突。不论是庶民宗教的组织伦理,还是佛道二教的庶民宗教化,都向儒教体制提出了挑战。

  晚明庶民社会的形成,并非仅仅表现在基层生活层面,也表现于传统精英阶层“士”的庶民化。晚明士人徐芳曾著《三民论》,对士人“逐末”之风有深刻的洞察。所谓士人之“逐末”,并非仅仅指士“流为商者”,而是指士人不再以圣贤之道为己任,不以仁义道德、忠孝廉让为自身的价值认同,而是奔竞成风、富贵利达是求,在精神层面上已经与商人无异。“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士农工商“四民”变而为“三民”,不仅瓦解的是士阶层的认同,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来存在于四民之间的身份结构的松动,社会等级逐渐朝向平等化。只是,庶民社会平等性的加强,是以社会风气的功利化为代价。

  晚明士人阶层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我们可以从“江南士大夫”问题中一窥端倪。江南问题始自明初。由于该地区的豪强大族与张士诚集团关系紧密,成为明朝立国的反对势力,因此,江南大族在明朝建国后受到打压。最重要的打压政策是迁徙富户,将富户田产充没为官田并收取重赋,此外,还特别规定了苏州、松江、浙江、江西人不得为户部官等等一系列政策。16世纪以来,江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新的乡绅阶层,这个阶层的子弟在科举考试中逐渐获得优势。这些江南出身的士大夫开始针对“江南问题”进行政治斗争,出现了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集团。在东林党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中,相当一部分是呼吁改变江南地区被打压的现状,争取一个减轻赋役、解除束缚可以充分发展的环境。这种要求或愿望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江南地区大多数阶层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江南士大夫”问题是伴随着江南地区庶民社会成长而出现的新政治力量带来的问题。对此,顾炎武和黄宗羲对此问题都有讨论,但出发点却有所不同。黄宗羲从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所谓“搢绅士子”的政治作用,将其视为监督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的政治力量,并把“学校”作为参政议政的场所。这与顾炎武所设想的代表“天下”共同体的士大夫传统参政模式截然有别。顾炎武在《生员论》里指出“今日之生员”的五大害:“出入公门,以扰官府之政者”;“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与吏胥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从中可以看出,在顾炎武看来,所谓“生员”即地方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特权干预地方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左右政令的地方政治势力。对此,顾炎武完全持批评态度,主张“废天下之生员”。原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阶级,如果仅仅变成某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甚至是只为自己的阶级代言,应该说是士人阶级的堕落。但在顾炎武的批评之外,正如黄宗羲所揭示的,士大夫政治也许可找到新的空间——即士大夫在新的历史社会格局下重新确立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在“强化了的一君万民体制”之下,在一个社会结构日趋扁平化的历史状况下,在庶民社会形成、民众地位上升的前提下,在旧的社会身份等级日益模糊的趋势下,当“一君”与“万民”逐渐走向日益加剧的直面冲突,士大夫如何有效地理顺“一君”与“万民”之间的关系,促使上下之间沟通顺畅——这是新时代对士大夫阶级的新挑战。当“一君”与“万民”之间的对立日趋紧张,晚明时代也日益暴露出了君主集权的问题——当权力高度上收集中的同时,权力也同时变得弱小,弱小而集中的权力总是走向暴虐化和忌刻化,这是晚明政治逐渐走向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加强上下之间政治沟通的同时,仍然要设法克服权力集中与权力弱小之间的悖论,从而进一步深化政治合理性的发展。这是新时代对政治担纲者的新挑战,也是晚明知识界需要认真面对的思想任务。

  庶民社会的形成是晚明历史的主题。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会身份等级的松动,民众力量的上升,功利化、欲望的解放导致的社会风尚的奢靡化、道德的沉沦感和人情之硗薄??这一切,都是笔者所谓“晚明”之为“晚明”的历史特质。至于这样的社会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其实并不能仅仅从庶民社会的发展本身获得解释,而是要从中国政治、文化的宏观格局来着眼。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的发展始终要比社会的发展慢半拍,这是由天下政治的格局决定的:“天下”包含着不同质、不平均,包含着地域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文化的多元。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社会内部总是会有某些“先进”地区,但政治上却不可能仅仅根据经济发达地区的状况来想象来规划,而必须照顾全局。在晚明,江南无疑是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前驱,但若中国的政治仅仅随着先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动,那么,中国将早已不是中国了。因此,中国的学术思想总是从中国之整体或天下之大局出发来面对历史的新挑战,学术思想和政治规划总是具有自身的价值逻辑和政治考量,而不会直接受制于先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如何从固有的传统价值世界当中引申出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价值秩序,来导引这个新的社会,为其赋予一个既来自传统又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秩序,是关乎庶民社会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我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庶民社会的“礼教再编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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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强

编辑:余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