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指什么，谁是大变局中的主体，大变局对中国影响利弊何在，中国将如何应对大变局？2019年12月21日，在贵阳孔学堂举行的“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端学术论坛上，近20位学术大家和知名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一场思想交流的盛会。

　　“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端学术论坛在贵阳孔学堂举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传播局局长、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建国，中共中央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何成，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静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索晓霞主持开幕式。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传播局局长、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建国致辞

　　中共中央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何成致辞

　　与会学者来自于全国最权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或中央权威媒体。学者们表示，以“胸怀两个大局”为出发点谋划和推动工作，不断开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与会学者盛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百年大变局的敏锐判断，并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应对方案给予高度认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全人类共同携手开创美好生活寄予热切的期望。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静致辞

　　大变局变在哪里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这个时间段？

　　中国近代史是屈辱的一页，中国现当代史是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说，“百年”是虚数，不一定那么严格。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到现在一百多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现在也一百多年，1917年十月革命到现在也是一百多年，1919年“五四运动”到现在正好一百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即将一百年。

　　“大变局”不是结局而是过程。清政府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是对中国侵害最大最严重的条约，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此而形成，从此，中国人开始形成恐洋、崇洋和迷洋的心理。中国共产党长期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把中国老百姓从恐洋、崇洋、迷洋的状态唤醒过来，这一点取得很大胜利。一百多年来，我们迈出很多步伐都是在朝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势演化、演变和进步的。

　　大变局变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力量转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今日，世界的经济版图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新科技革命在加快重构世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呈现出新的态势。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世界大变局密切相关，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改变往往是新的世界大变局到来的前兆或者先导。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过去一直是少数大国决定世界命运的强权政治体系，大国支配小国，强国支配弱国。如今，由西方国家决定世界命运的国际格局正在被今天走向多极的时代所摒弃，对世界经济秩序等全球问题，已经开始了由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打破了美国主导、西方一统天下的局面。

　　于沛说：“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西方中心和世界权力，出现由西向东转移和分散的趋势，世界向东方倾斜，多极化世界到来。”这是大航海时代五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和中国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大变局变在贸易规则不稳定以及发展模式的较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研究员裴长洪认为，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这一百年来发生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对未来世界将产生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美国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霸权领袖变为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急先锋。对中国负面影响开始出现，主要是全球供应链将出现变化和调整，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另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崛起，这是百年大变局中最重要的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美国梦”中惊醒，转向借鉴和思考“中国梦”，西方的价值观开始动摇。相比于中国经济，这其实是美国人最害怕的。

　　大变局变在西方文明走向相对衰落。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教授认为，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最近三四百年以来人类文明的更替，前文明正在下坡，一个新文明要取代前文明。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专门谈到，西方统治世界几百年的霸权正在走向终结。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大分流》作者彭慕兰、《统治史》作者芬纳等都提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走下坡路。

　　如何衡量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有人用“增长速度”、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量化宽松等作为辅助指标，而陈宗胜提出，用主要西方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作为重要标志。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西方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持续显著下降，致使中产阶级缩小，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黄金期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则从中国内部的纵向变化来理解大变局的深刻含义。

　　他说，1874年，李鸿章在奏章中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从辉煌走向沉沦的变局，从一个强盛的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一个西方列强欺负的国家的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变局。

　　“这两个‘变局’要贯穿起来看，第一个变局中国从辉煌走向沉沦，第二个变局是中国从沉沦走向复兴。”

　　谁的大变局

　　谁是大变局的主体？与会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当然是大变局主体之一，同时，新兴国家力量崛起乃至NGO等社会运动参与重塑国际格局也值得关注。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者徐蓝说，中国角色从一个被排斥者转变为一个参与建设者。另外，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且在重建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G7到G20，这都是类似的表现，这都是“大变局”中的亮点。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徐圻教授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走过的百年历史可谓开天辟地、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到了距离伟大复兴最近的地方，这应该是纵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确切的含义。

　　美国在大变局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对于美国究竟是不是逆全球化，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提出，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四五百年来全球化趋势具有连续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化趋势也不会变，“全球化是指对谁有利的全球化，对谁有利的世界格局，包括美国也不是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世界历史浩浩荡荡已经经过了五百年，我认为这个全球化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大变局的主体，除了美国，以及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外，还有其他力量，呈现了多元行为体相互竞逐的时代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俜教授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集中表现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妥协和变化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确认国家主权独立等早期的国际关系准则，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明确提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然而，事实上非欧美国家一直未获得平等地位。当前，西方中心色彩减弱，多元行为体相互竞逐的时代已经到来。

　　她说，传统的权力转移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当前的权力转移既表现在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同时，又表现为非国家的行为体、私人部门，社会运动的权力日益增大。“尤其是最近十年，世界范围的观念、智库、价值、模式呈现出最多元化的格局，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开始成为知识技术新兴的生产力量和传播源。这种权力分散的现实扩展以及政治素养，推动国际政治朝着多元化、多层次的网状结构转型。”

　　权力分散的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大变局伴随着很多失序和失败，会带来相当长时间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需要为对外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摩擦做好准备。

　　如何应对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面对这个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大变局？与会者一致认为，人类命运供体是最好的中国方案。

　　徐蓝表示，国际秩序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常常说，今天唯一确定的事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比如，欧盟将向何处去，这原本是一个比较确定的问题，英国脱欧使它却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再如，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这使原本已经走上有序核裁军体系重新走上无序之路，世界裁军将走向何方，也成为一个重大的不确定问题。有的西方大国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使得全球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不确定性。

　　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确定性的开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建议，也是中国为解决这些不确定性所提出的确定方案。

　　贵州师范大学校长肖远平认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担当，它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是回应世界当下矛盾冲突和发展道路的中国方案。

　　中国在百年变局中有什么机遇呢？裴长洪认为，首先，中国的机遇来源于自己。过去我们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环境或者是外部条件给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机遇在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其次，中国的机遇来源于把握住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我们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创新观念已经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再次，中国机遇来源于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80%，总量接近40%。中国“三新”经济空间巨大，生产力提升空间巨大，假如未来15年保持年均5%的实际增长，美元汇率以6.5计算，那么人均GDP可以达到3万美元。保守估计，大概人均GDP也要突破2万美元。

　　索晓霞表示，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革命，都会对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产生重大的影向。在历史的大变局中，一方面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凝聚人心的价值认同和感情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快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传播开去。

　　贵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黄勇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新的产业组织方式、分工方式、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新经济增长的效力源泉。要抓住这个大变局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要抓住世界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吸收人类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精华来推进我们的发展。

　　在应对大变局中，传播策略以及叙事框架，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复旦大学哲学系邹诗鹏教授说，变局重在“变”，怎么来回应这个“变”？中国传统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来回应这种“变”。中国已经确定以主体身份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主体是不是唯一的，可能需要讨论。如果只强调从西方完全移动到东方，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有利。今天讲中美对抗，要避免意识形态对峙的思维陷阱。在对外传播上，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讲我们自己的理性的和平主义的概念，这和西方五百年来强调的霍布森逻辑是不一样的。

　　俞金尧认为，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博弈有跌宕起伏的变化，20世纪晚期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大变局”。不同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是要否定这个全球体系的、否定资本主义体系，现在新的力量是在体系内部的崛起，它不谋求这个体系的瓦解，而是谋求在这个体系里更加公平公正的秩序。

　　“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体系，我们很有可能还是走了以前苏联的路子。但是我们不谋求破坏它。这是大变局的核心所在。”由于我们不改变体系，我们现在是全球体系的维护者，那么这个变局对于多数西方国家来说，并非不可接受。当然，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大变局的，中美之间的摩擦就反映了美国这样的心态，其他的西方国家心态没有那么迫切。

　　大变局过渡期有多长

　　不少学者认为，大变局只是处于开始的阶段，它还不是定局，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有多长呢？多位学者明确指出，恐怕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此，我们需要保持耐心。

　　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陈宗胜表示，我们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下滑，并不是说它现在已经完蛋了。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经济制度的主导者，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最强大，微观渗透力也很强，资本主义看来也不是一时能够取代。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走向腐朽走向衰落，那时候是一种趋势，现在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绝对优势转向相对优势的变化。我们从绝对弱势、绝对劣势上升为相对劣势、相对弱势，可能经过五十年、一百年上升到绝对优势，那就是最终民族复兴的时候。

　　同样地，河南大学副校长、国际政治学者孙君健又也认为，要理性应对这个大变局，这是变局还没有成定局，我们要冷静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怎么样得到世界的接受和认同，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俞金尧认为对大变局过渡期心态要稳，“我们这个大变局，从历史上来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是短时的。人生有限，几十年好像很长了，但对一个民族和世界历史来说，一两个世纪都不是很长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个大变局刚刚开始，过渡期应该很长。如果以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准，我们还有30年，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比较好的心态，不要操之过急。”

　　大变局下的中国愿景

　　李鸿章当年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是何等凄凉的心境！多位学者都以李鸿章和今天的中国作了对比，并对中国前景表达了热切而美好的期盼之情。

　　张海鹏说，李鸿章的心情是惊慌恐惧和无奈的。他的工作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裱糊匠，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未来是迷茫的。而今天，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人心情是沉着的，是奋斗的，是期待的。我们期待人类美好未来的实现，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被更多人接受，我们的前途是充满阳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