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1期。

摘要：苏轼（苏东坡）和王守仁（王阳明），这是两个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名字。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相差400余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个是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文化贡献、历史影响都很不相同。但苏轼和王守仁，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比如他们的社会背景、政治抱负、人生遭遇、思想倾向、文化情怀等等。比较苏轼和王守仁的相同与不同，对于认识、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走向是有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苏轼和王守仁政治境遇文学高峰哲学宗师历史回声

作者徐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贵州省哲学学会会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皇帝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在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环境下，皇帝（宽泛地说，皇家、皇室、皇族、皇亲国戚）是政治生活的绝对核心，皇权是一切权力的根本和源泉；从士大夫到庶民百姓，都完全受制于“君为臣纲”这个最高的政治和道德准则。自隋代以后，科举考试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做官的敲门砖。文人为什么要做官？以儒家的价值标准，往大了说，“治国平天下”“了却君王天下事”“建功立业”；往小了说，“赢得生前身后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个儒生，从读书、科考到及第、做官、致仕，他的一生都取决于根据皇帝意志制定的官场规则或潜规则。苏轼和王守仁，他们的仕途有顺有逆、亦顺亦逆、时顺时逆，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华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重要篇章。所有的故事，从直接原因看，是那些能够影响皇帝的内宦、外臣发挥了作用，但归根结底仍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愿、好恶和利害考量。尤其是，如果皇帝们的意愿、好恶、利害考量甚至生命周期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时候，“苏轼们”和“王守仁们”的命运就具有了相当大的戏剧性。

苏轼一生坎坷跌宕，中年以后他的政治道路磕磕绊绊，越走越窄，一度几乎走不下去，最终浪迹天涯，客死他乡。他的文学辉煌与他的政治失意形成了强烈反差，可以说，他的仕途坎坷恰恰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士人中比较普遍，比如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柳宗元、朱熹等等，当然还有王守仁，但苏轼的经历堪称一绝。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古代不存在“职业作家”，诗、词、歌、赋、书、画，是表达情怀、情绪、情感的手段。假设苏轼一辈子在政治上比较顺利，那么中国文化史极可能就缺少了一抹耀眼的光彩。

王守仁的坎坷经历与其哲学成就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贬谪贵州时的困苦与无奈，“龙场悟道”简直就没有可能性——当然，官场的重大挫折对于王守仁仅有一次，而对于苏轼来说则是家常便饭。与其他许许多多经历过官场险恶、仕途崎岖的士大夫一样，导致苏轼、王守仁复杂命运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皇帝。

苏轼是属于“神童”的存在。他早年的科考、入仕经历，超乎顺遂。时任皇帝宋仁宗（赵祯）看了苏轼和其弟苏辙的试卷后给予了超级的称赞：“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1]

“太平宰相”这个评语十分贴切。宋仁宗在位42年，是北宋皇帝君临天下时间最长者。对仁宗的评价历来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宽厚仁爱，不愧为“仁”宗之谓。关于宋仁宗半夜饥饿想吃烧羊，却担心“影响不好”而放弃的故事；关于他散步途中口渴，为不使小太监遭受责罚而忍住不吭声的故事；关于包拯当面向他进谏，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他用袖子擦拭，仍耐心听讲的故事等等，都表明了这个皇帝的恤下、低调和宽厚。北宋一朝，宋仁宗是贯彻执行宋太祖赵匡胤“重文轻武、不杀士大夫”遗训最彻底的一位皇帝。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选拔任用方面，宋仁宗具有相当高的识人之智。在他任内，北宋人才济济，最拔尖的文士基本被他“全部网罗”。除了范仲淹、包拯、司马光这些著名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不算唐朝的两位（韩愈、柳宗元），均出在仁宗嘉祐年间，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宋代儒学大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在仁宗朝亮相；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除了米芾年龄尚小，其余均在仁宗朝任职。连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军事将才也在仁宗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有人说宋仁宗过于保守，一生谨慎，缺乏进取心，在改革、发展、收复失地方面建树太少。这是事实，不过这也正好体现了宋仁宗强调“平安”二字的执政信条。他对苏轼兄弟才能的认同与夸赞，说明他心中认定的，和他希望他的子孙将来任用的朝廷高官，都是“平安宰相”。如果宋仁宗的心愿一直得到履行，可以肯定，苏轼、苏辙兄弟的仕途要光辉灿烂得多。

宋仁宗的养子赵曙（宋英宗）继承了仁宗的国策，但在位仅4年便早逝了。换上来的新皇帝是赵顼，即宋神宗。这位神宗皇帝可不是一位守成之君，他是大宋300年来最有进取心、最不安现状的皇帝。他在位18年，无一日不思变法，甚至到了为变法而变法的痴迷程度。王安石被罢相后，神宗一度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革新。于是，朝廷命官凡认同、倡导、实践变法者均得到重用，凡质疑、反对“新法”者则遭到处罚或贬谪。很不幸，苏轼及其弟弟苏辙，恰恰是仁宗乐见的“平安宰相”，他们对仁宗朝的规制恋恋不舍，对变法革新难以接受。更不幸的是，由于性格所驱、性情所致，已经在文坛名声大噪的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敌视态度不加掩饰，并且经常淋漓尽致地加以表达。他和司马光一道，成了反变法的领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才高八斗，宋神宗对苏轼也是不能容忍的。就这样，苏轼兄弟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地位在政坛中迅速下坠。

苏氏兄弟两个，哥哥苏轼性格更加外露、文字更加犀利，尤其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其命运的坎坷和磨难也就远甚于苏辙。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后来旧党短暂的掌权期间，由于苏辙的沉稳和低调，他得到了比其兄长更为重要的官职。这多半是因为苏轼外向、随意的性格所致，但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不能主导的宿命：皇帝的寿命、皇帝的个性、皇帝的心情、皇帝的好恶，决定了一个有才华、有个性的文人的沉与浮、逆与顺。

苏轼一生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乌台诗案”。神宗即位后迫不及待地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立即引发了守旧派的批判和反对，致使改革并不顺利。在东京汴梁，苏轼在与变法派的斗争中败北，被神宗“外放”。不得志的他，先到杭州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后来得到升迁，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三地的知州（相当于市长）。在远离中央政治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专注于处理地方政务，得以大展身手，有了“密州抗灾”“徐州治水”的政绩，为当地发展和百姓民生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良好的官声。他自己的心情也为之大大改善，行政之余，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佳篇。

但令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变法派中的“卑劣分子”（包括著名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搜集了苏轼曾经写过的大量诗词，断章取义、肆意发挥，将“黑料”上呈宋神宗，状告苏轼“讥讽新政”，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2]等等。这些问题，也不能说都是诬陷，苏轼在外放的8年时间里确实爱发牢骚，通过诗词文章表达对新政的不满。但新党分子想要皇帝相信，苏轼问题的要害是“讪上”和“大不敬”，即苏轼的反改革，矛头是冲着皇帝来的。这就是诬告了。但刚愎自用的宋神宗哪里能够容忍苏轼的“狂逆”，于是下旨将苏轼逮捕、关押。苏轼身陷囹圄3个多月，受尽屈辱，遭受了逼供、刑罚，甚至连绝命诗都写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皇家重量级人物出场了。太皇太后曾氏（宋仁宗皇后、宋神宗祖母）将当年仁宗皇帝夸赞苏氏兄弟的原话告诉神宗，要其宽赦苏轼。神宗听后大为震惊，这件事就成了“乌台诗案”的转折点。不久，这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宣告结束。朝廷对苏轼作了轻判，外贬黄州。于是，大难不死、心情复杂的苏轼奔赴贬所。这个遭遇，与400年后王守仁因为开罪大太监刘瑾而被明武宗贬黜很相似。

苏轼流放黄州6年后，为变法操了一辈子心的宋神宗驾崩，其子宋哲宗（赵煦，时年9岁）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素来反感新政，在她的主持下，一场对新党、新政的政治打压登上了历史舞台。苏轼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反转，他重获政治新生，由一名“犯官”一跃成为参与决策的朝堂要员、帝师、朝廷喉舌，可谓青云直上。但好日子只过了8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立即将苏轼、苏辙及保守派大臣“打回原形”，重新启动神宗朝的变法改革。与哲宗皇帝有过多年师生关系的苏轼，一年内被连贬5次，成为哲宗亲政后第一个被贬岭南的高官。于是苏轼再次踏上了自己的贬谪长路，此次落难比前两次更加悲苦、更加困顿、更加无助。他先后定居遥远、偏僻的惠州和更加遥远、更加偏僻的儋州，此生再也没有回到京城汴梁。

宋哲宗亲政7年后驾崩，其异母弟宋徽宗（赵佶）即位。这位有名的“文化皇帝”对大文豪苏东坡自然另眼相看。他立即下旨结束苏轼在海南儋州的流放生活，令其北归。但徽宗对神宗、哲宗的变法是支持的，他再怎么崇拜苏轼的文学，也做不到让这位早已被打上“旧党”烙印的东坡居士回到京城了。于是苏轼的命运又捉摸不定了。但这个时候已经65岁的苏轼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在北归居留常州期间溘然长逝。

我们看到，苏轼跌宕起伏、凄风苦雨的一生，与皇帝、皇室的不确定性的关系实在太大。他所经历的政治反转和官场沉浮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是相当罕见的。幸好有宋一朝，实行的是重文轻武、不杀言官的国策，否则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不知死过多少回了。

与一生坎坷的苏轼相比，王守仁的生涯要简单许多，但仍然与皇帝的情况密切相关。苏轼从政40余年，经历了五任皇帝、两位关键的太皇太后，这期间的不确定性特别大。王守仁从政30多年，经历了三任皇帝，主要集中在明武宗朝。这看上去简单，却并不简单，因为明武宗朱厚照的最大确定性，就是他这个人极大的不确定性。

王守仁的出身与苏轼相似：书香门第、富贵人家、官僚之后。整个明朝270年，政治生态比宋朝严苛得多，士大夫阶层的官场之路崎岖不平。加之明朝自中期以后，皇帝们几乎个个“独特”“另类”：偏执者有之，怪异者有之，荒唐者有之，懒惰者有之，无知者有之。王守仁进入官场后的进退、沉浮、衰兴，与明武宗朱厚照有极大的关联，而这位朱厚照，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怪异的皇帝之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厚照信用大太监刘瑾及其手下的太监群体（号称“八虎”）。由于能够变着法地满足皇帝的各种奇特玩乐的需要，刘瑾获得了朱厚照的充分信任，得以把持朝纲、搞顺昌逆亡。王守仁看不惯这种横行霸道，他仗义执言，遭到刘瑾的残酷打压和迫害。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守仁在被杖刑四十大板后，流放到莽荒的贵州，任龙场驿驿丞（相当于乡镇一级邮政所长兼招待所长）。然而对王守仁而言的失败、落难，对于贵州、中国、世界来说却是一件幸事。王守仁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贵州修文龙场的山洞中，从而开创了中国儒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思想史的一个新境界。

贬谪贵州3年后，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长期得宠于朱厚照的刘瑾，由于各种原因失宠，得罪了皇帝，被凌迟处死——主要罪名是谋逆。明武宗性格上的怪异和不可预见性才是事情反转的关键，王守仁由此逢凶化吉，他离开贵州龙场，来到江西庐陵，重新步入正常仕途。此时的王守仁已然在精神上脱胎换骨，他的思想境界和他的报国情怀合而为一，再有惊涛骇浪、天地翻覆，也不能撼动他于万一了。

但那个荒唐皇帝朱厚照依旧我行我素、怪招频出、玩乐无度。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久怀异心、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皇叔朱宸濠起兵造反，时任南赣巡抚的王守仁奉旨讨逆。王守仁出贵州已经10年，政绩突出，特别是在平叛、剿匪方面战功卓著，此番平定宁王叛乱之统帅人物非他莫属。王守仁果然不负众望，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迅速平定叛乱，生擒宁王朱宸濠。得知王守仁大获全胜，朱厚照却不乐意了。他要来一次事后的“御驾亲征”，竟命令王守仁等他率大军抵达南京后，将宁王放掉，他要“大战叛军、再擒宁王”，将王守仁的功劳揽为己有。如此儿戏般的政令、军令，既令满朝文武摇头叹息，更令王守仁无可奈何。王守仁只能将平叛朱宸濠的所有功劳归于皇帝一个人，才得以把这件事了结。以后的日子，这个“奇葩”皇帝越玩越疯，最终把自己玩死了，这段“荒政”才告结束。而王守仁这位心学大师，不管是在朝堂上挨板子还是在贵州悟道，不管是传授弟子们“致良知”之说还是面对荒唐皇帝胡来，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始终保持了哲学家的定力。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比苏轼稳定和充裕。

二、“入世”与“出世”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追求和惯常生涯就是读书、科考、及第、做官、升迁、致仕。作为书香门第、官僚阶层的子弟，苏轼和王守仁的人生轨迹基本相同，只是他们的仕途遭遇和结局有很大区别。但是说到初心，也就是青少年时代的个人愿景，苏、王二人迥然不同。

苏轼少年时代就自命不凡，他胸怀大志，以宰执天下为己任。他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发奋读书，后来他们父子三人赴东京汴梁参加科举考试，经过严格的选拔，苏轼当之无愧成为大宋“第一考霸”。然而，作为一个“入世”心切的“学霸”，他用大半生经历交出来的却是一份“出世”的成绩单，这不免令人惋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轼一开始就卷入了革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旋涡，而先后主政的皇帝，都是支持革新变法的，比如神宗、哲宗甚至徽宗，而反对变法的乃是先后和两位太皇太后。苏轼是保守派阵营的代表人物和笔杆子，他的仕途注定了不会顺遂。二是，苏轼不仅是考霸，更是天下闻名的文豪，他的作品不管是在皇家、士大夫群中，还是在民间、百姓当中都脍炙人口、影响极大。作为性格张扬的文坛奇才，苏轼的作品既害了他，也佑了他。总的来说，他口无遮拦的文学表达，既抒发了心意、雅趣、豪情而为众人津津乐道；也吐露了政见，被人抓住了把柄。这就导致了苏轼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从政道路按反方向发展。庆幸的是，在他政治生涯最低迷、最危急的时候，他的才华救了他。宋神宗对苏轼的态度一直很矛盾，既说他“非佳士”，又称他是“奇才”——前面评价的是他的政治，后面评价的是他的文学。神宗最终放了苏轼一马，只将其贬出京城。苏轼外放期间，几乎他的每一篇作品神宗都要找来读，甚至到了忘食的地步，且赞不绝口。

直到被自己的学生宋哲宗翻脸不认人，被一贬到底、彻底断了翻身的希望，在此前，苏轼对仕途的追求、念想一直不曾断过，“入世”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一种执念。第一次外放，他先后负责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这几个地方，特别是在密州、徐州两地，他勤奋、勉力、亲民、为民，做出了许多政绩，为同僚和百姓所称道。在这期间，他虽远离中央，却密切关注着朝廷方面的事态发展。当时“新党”正全面推行改革，他除了提出批评、讥讽外，也难掩重回朝堂之心切。苏轼最脍炙人口的“密州三篇”，其中的两篇就吐露了对时局的关切和对有朝一日被皇帝召唤的期盼。

熙宁八年（1075），正值前妻王弗去世10年，苏轼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成为苏轼婉约诗词的代表作。这首词没有政治诉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3]

密州的抗灾政绩，令苏轼心情大为舒展，他变得志得意满。有一天他率众出行围猎，归来途中写下了著名的豪放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4]

对苏轼来说，围猎只是一个引子。作为知州，他把自己比作汉朝时的云中太守魏尚。魏尚曾蒙冤被罢官，经冯唐为其辩白后，汉文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魏尚得以官复原职，后来成为抗击匈奴的一代名将。很显然，苏轼所说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就是希望自己早日重新得到朝廷的赏识，被再度重用。

过了一年（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又燃起了苏轼重回东京汴梁的希望。但朝廷政治变化莫测，新旧党争险象环生。这又让苏轼多了几分担忧。在这种复杂心境下，他在中秋之夜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借思念弟弟苏辙，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心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5]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已经离开京畿好几年了，不知朝堂里的情况如何？“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很想回到京城，又担心朝堂太高、太深，我怕承受不住那里的孤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宫阙里的日子似乎比不上民间那么暖心啊！

从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出，苏轼返回皇帝身边做事的政治抱负是婉转而清晰的，但心中又充满了顾虑。他不会知道，他的抱负实际上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的确，在以持续不断的革新为特征的神宗一朝，苏轼的守旧派意识形态终究不会得到皇帝本人的认可。非但不能实现，后来在新党大臣们的设计下，苏轼还差一点在“乌台诗案”中丢了性命。在随后贬谪黄州的8年时间里，苏轼的心情是烦躁、郁闷、愁苦的，完全不得志。正是在这8年时间里，他差不多快要放弃了儒家“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仕途诉求，转而偏好佛、道两家，也创作了不少向往“出世”境界的文学作品。神宗的去世使苏轼突然获得了8年的“高光时刻”。但高太皇太后并没有让他担任宰相（倒是让苏辙做了宰相），而是让他负责朝廷文稿的拟写和少年皇帝宋哲宗的教育。虽然他的地位很高，但政治抱负仍难以遂愿。不仅如此，处于成长期的哲宗皇帝，把对祖母的愤恨全都算在了老师苏轼头上，一俟祖母去世，第一个遭惩罚的就是苏轼——他被“一撸到底”、贬黜岭南，后来更是远徙海南。这样一来，苏轼的政治生命“高空坠落”，再也没有了峰回路转的可能。不过这番遭遇，反而使他真正走出了彷徨与苦闷，亦道亦佛，出世之心愈加凝重，他的心境逐渐开阔、爽朗起来。

“入世”的初心与“出世”的无奈，或者说，“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两者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苏轼人生的最大悖论。如前所述，这是苏轼个人的悲剧，却是中华文化的幸运。

王守仁的“初心”与苏轼是完全不同的。王守仁生长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颖，却放荡不羁，从小就对道、佛两家着迷，对苦读儒家圣贤书不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祖母一辈子崇道信佛，他的祖父和父亲经常带他游访名山道场、佛教禅寺；另一方面是他自幼就对儒家提倡的循规蹈矩、繁文缛礼反感，而清风自守的道家和扬弃尘俗的佛家更符合他的理念。王守仁早就知道，在道、佛两家中，有许多在儒家经典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不仅有他一直喜欢的“导引术”和“养生术”，更有两家都倡导的直指本心、当下即是、坐地成仙、立地成佛等理念。王守仁小时候还喜欢舞枪弄棒，对军事韬略颇有见地。总之，他是一个“杂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状元父亲王华的压力下，王守仁逐步淡出了道、佛两家，但这两家的义理对他后来构建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按照父亲的要求，他专心读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作为状元之子，王守仁不得不接受严格的儒家学院派教育。但他的读书目的却与苏轼及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不同。有一次他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说：“惟读书登第耳。”（即读书做官）王守仁不认同，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6]学做圣人，这是王守仁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他的人生道路，也是按着这个目标来设计、践行的。

王守仁曾讲过这样的话：世人皆以读书不及第而耻辱，我以读书不及第而心动为耻辱。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王守仁在“入世”与“出世”间穿梭游走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取向。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天经地义，即便是内心并不喜欢读书做官的王守仁也不能例外（他后来考中进士，开始从政生涯）。但是，通过勤奋读书而未能金榜题名，就必须想得开、想得通，人生之路应当更加多样化一些；如果因为没有及第而“心动”了、烦恼了，那才真正是耻辱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自己的心境、心态。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既对也不对。放在苏轼身上，完全对；放在王守仁身上——以龙场悟道为人生界限——前半生对，后半生不对：悟道后的王守仁在“本心”“良知”的调控下，已然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苏轼一辈子是性情中人，由着性子来，尤其控制不住用诗书辞赋表达、抒发自己的价值、好恶、心境、情怀、感受的那些冲动。他的文学表达越是豁达、开朗、浪漫，他的仕途就越是走得崎岖、低回；而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就越能吸引举国上下的“粉丝”，他的社会影响力伴随着他的仕途低迷而与日俱增。

青少年时期的王守仁是一个由着性子来的“问题青年”，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严父的责罚）能够将他的多元化兴趣简化成对程朱理学的单一读解和对未来“及第”的乏味追求。进入官场后王守仁依然初心不变、个性不改，敢于无视“规则”挑战权宦，因此蒙受冤屈，身心俱损。来到贵州以后，在修文龙场那荒凉、偏僻的环境下，他才意识到人的渺小、微弱、无力，人的常规能力改变不了环境。这才潜心悟道，着力于“向内的工夫”，终于修得人间正道，成为了一个“心之力”极其强大的人。从此以后，王守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心性修养和事功作为两个方向齐头并进，“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了“三不朽”。毋庸讳言，这是以牺牲他自己的个性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凡追求“圣贤之道”者大抵如此。就这一点而言，王守仁远逊于苏轼：苏轼从来没有成圣成贤的愿望和自觉，他是世俗的，也是飘逸的，关键是，他从未失去过个性。

在道义与事功的互补、统一方面，王守仁做到了“知行合一”。在坚守道义的前提下求取功名，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伸张道义，这是王守仁心学理念的世俗表达。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无不熟谙孟子关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义理。但这个义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尤其是在个人遭遇坎坷（即“穷”）的时候，即便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化巨擘，当他在现实政治或事态纷争中受挫、受窘、受难时，往往以某种“退避”“出世”的方式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居。唯有王守仁，他选择在“入世”与“出世”间穿梭游走：或蹒跚，或缓步，或疾行，在仕途上行走了一生。其结果，精神追求与功名摘取两不误。

与苏轼相比，王守仁的贬谪、流放经历要简单许多，就那么一次——贬谪贵州龙场。但明代的贵州，其荒凉、偏僻、困苦的程度，绝不亚于苏轼当年在惠州、儋州的环境。贵州的3年，无疑是王守仁的至暗时刻；但这3年，却为他后来的人生辉煌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和心理基础。明代中期的贵州龙场，匪盗猖獗、虎狼横行、人迹罕至，基本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环境。王守仁带着两三个家仆来到这样的地方，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问题。他挺过来了。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较自在、比较安详，有了邻里、朋友、学生，还可以赏玩自然风光、体察风土民情。最重要的是，他不忘初心，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学做圣人”，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反省自我、格物致知。终于悟出：“圣人”之道，原来就在心中，“心即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7]，心中的“德”与心外的“行”，原是一个东西。达到了这般境界，便可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张载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8]越是物质贫乏的地方，越能练就充实、稳固、强大的精神。就此而言，苏轼和王守仁都为后世做出了表率，只不过他们两位留给后世的人生启示各不相同而已。

人们常对王守仁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津津乐道，对这件事应该进行公道的审视。据说中国历史上实现了人生“三不朽”者只有“两个半人”：孔子、王守仁是两个人，曾国藩算半个人。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太多根据。孔子在“立德”“立言”两方面毋庸置疑，属“国之大者”。但他在“立功”方面乏善可陈，基本是个失败者。苏轼和王守仁，在“立言”方面各有千秋，无法相比。“文无第一”，他们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哲学家，在各自领域都是古代中国的高峰。从文化影响力来看，显然苏轼更大、更久、更为人所知，因为文学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文化形态。哲学则不然：存在的价值、人生的真谛、主体（人心）的力量，这些义理，了解的人不多、理解的人更不多，影响力当然就要打折扣。但哲学思想具有真正的历史穿透力和文化创造力，阳明心学历经500年的毁誉、褒贬，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的“显学”之一，而且在日本、韩国的影响也长盛不衰。在“立功”方面，当然王守仁做得更好，“立功”的标准完全以事实为依据。苏轼满怀“治国平天下”之志，但一生坎坷、不顺，除了在地方任职期间做了一些好事、实事外，他要么是在京城的党争中消耗精力，要么在颠沛流离中消耗体力。王守仁离开贵州后，政治上基本是平稳的，虽然不乏权臣、宦党的明枪暗箭，却总能化险为夷。他极少在朝堂上直面皇帝，这一点他比不了苏轼；但王守仁的事功业绩都关乎江山社稷的稳定，他是朝廷的股肱之臣。至于“立德”，这件事具有相当大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由官方钦定，道德与政治是一体的：最高的道德就是最大的政治，反之亦然。而政治是一定要讲成败的，一个成功的士大夫，以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来看，必定是符合“三纲五常”及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光宗耀祖这些准则的。由此观之，王守仁的“德性”显然高于苏轼，因为王守仁比苏轼“成功”。

三、文学宗师和哲学高峰

中国古代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叫作“贬官文化”。在帝制环境下，宦海沉浮，起伏不定；稍不留意，就会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受贬官员中，有太多的饱读诗书之士。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怎么来表达、抒发自己胸中的情感、情绪、情怀呢？只能借助诗词歌赋、书画篆刻之类。如此一来，文章有了，诗词有了，书画作品也有了。过了一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实际上挺不错的，于是拨乱反正、恢复名誉，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载之史册，传之后人。中国古代的贬官或落难士大夫数不胜数，苏轼和王守仁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他们两位在贬谪之地都留下了政绩和口碑，特别是留下了华彩文墨。苏轼的贬谪之地遍及大半个中国，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诗词文赋及墨宝，一代文豪的声誉和影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就的。

王守仁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位贬官，不仅因为他是“东山再起”比较成功的一位贬官，而且因为他的作品在数量和性质两方面与其他人很不相同。苏轼被贬谪、外放多次，且每次时间都很长，他写下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有一点，他写作的客观环境或他叙说的自然对象总的来说是比较令人心旷神怡的：先是优美的景观被写入文章，然后文章又化作了文雅的景观。他受贬期间亲近过的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后来都成了文化遗迹，他在各地留下的辞章后来基本成为了文学经典。而王守仁在贵州3年的作品，如《何陋轩记》《象祠记》《瘗旅文》等，却与贵州的偏僻、简陋、困苦以及淳朴、剽悍的民风密切相关。唯其如此，他的文字就表现出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洞见和比较浓重的人文关怀。王守仁在贵州的遗址、遗迹，从来没有达到苏轼所到之处那样的文化、旅游效果。哲学关切和人生思索永远没有诗词歌赋那样的吸引力。但对于王守仁来说真正重要的是，500年前的贵州以其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为他的哲学超越、精神嬗变提供了条件。王守仁通过“龙场悟道”，实现了自己的人格升华。

好的文学作品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苏学”就是围绕苏东坡一个人的诗文、思想展开的研究，他是大江之上独耸的一座奇峰。哲学思想是独创性与综合性的统一，其价值在于承前启后。“心学”（或“王学”）指的是王守仁开创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他的后继者们的思考。而王守仁本人，是群山之间的一座巅峰。后人欣赏某种文学，就是欣赏那个文学家；后人传习某种哲学，既是传习哲学家本人，更是发扬光大他的思想。

苏轼的主要身份是文学家、艺术家，兼思想家、政治家；王守仁的主要身份是哲学家、思想家，兼政治家、军事家。但这种身份的定义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明代学者徐渭云，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9]意思是，王羲之因其书法太有名而掩盖了他的政治和思想成就，王守仁因其思想、政治和军事成就而掩盖了他的书法之美。这话也可以用之于苏轼。苏轼一生都在言志、抒怀、纵情、批判、嘲讽、隐喻、建言、献策、思念、感受，都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的手段是文学和艺术。他的个人魅力太大，他的艺术成就的影响更大，后人反而对他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倾向不那么在意了。

苏轼坎坷跌宕的政治生涯，使他的思想从一个原来的正统儒家逐渐变成了三教融通的“杂家”。在40年的仕途中，他根据自己现实境遇的变化（要么变好，要么变糟，要么更糟），相当自如却又不自觉地在儒、释、道三家之间进行切换。在朝时是儒家，在野时三家兼备，这应该是苏轼一生思想状况的写照。当苏轼在东京汴梁工作时（全部时间加起来也不长），他履行的是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建功立业”这些价值；当他遭到排挤甚至被逐出京城时，他便向道、佛两家倾斜，以“出世”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他人、对待自己，既宣泄自己的情绪，也尽量使自己的心境保持淡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愈发艰难，他身上道、佛两家的色彩日益浓重，“无为”的情怀愈发凝结。贬谪黄州期间，是苏轼心情最低落的阶段。一百多天的“乌台诗案”文字狱，苏轼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经历了从愁苦、绝望到平缓、重生的跌宕。贬来黄州后没有职权，基本无事可做，惊魂未定的他不能不审视自己的人生取舍。这期间，他创作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等，在中国文学史、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些作品中的意境体现了苏轼明显的“出世”情怀和愈发通透的人生态度。《赤壁赋》中的“客人”与苏轼的对话，实际上就是前后两个苏轼的思想交流。一问一答，行文考究、修辞华美，人物的见解充满哲理，是苏轼忘情江湖、洒脱人生的明证。《念奴娇·赤壁怀古》表达了这样的情怀：“一时多少豪杰”也好，“千古风流人物”也罢，其实都不过“人生如梦”而已，因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其实对苏轼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毕竟受制于环境，官场苦斗几十年，胜算极少，总成为党同伐异的牺牲者。不管是与新党的对垒还是在旧党内部的争执中，他几乎没有取得过值得夸耀的胜利。这不能不使他对仕途感到灰心丧气、精疲力竭。唯有文学可以抒怀，可以明志，可以排遣。自此，苏轼心随物动，随遇而安，喜怒显于外，好恶表于情，性格与环境融为一体。他纵情于山水，游学于禅、老，写下大量作品，为后世留下了绝唱。

应该说，苏轼的朋友遍及天下，所到之处他就像“明星”一样受到欢迎。这些人，大多数是他的文学拥趸，为他的才气所折服。真正的朋友其实并不算多，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名义上是他的学生，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弱，更多的是志同道合的文友关系。这跟王守仁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拥有众多弟子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渡尽劫波兄弟在”——苏轼最亲密、最信赖的朋友只有一个：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从家乡来到京城参加科考，此后40余年，他们伦理上是同胞，政治上是同志，思想上是同道，文学上是同行。他们共进退、同荣辱，携手行进了一生，死后还葬在了一处。

王守仁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陆王心学”本来就是一个“离经不叛道”的学说。以孔孟、程朱的标准衡量，心学肯定属于“人心不古”之说、“价值扭曲”之言。因为在王守仁的思想体系里，已经掺入了太多佛家、道教的义理，甚至有了不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色彩，这跟他生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沿海，已经接触到一些商业精神有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表面上都属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传统，但两者差异很大。关键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承认、肯定、彰显人的主体性——人心的作用和地位。陆九渊曾经与朱熹进行过著名的“鹅湖之辩”，王守仁对二程、朱熹的批评更是不留情面。

如果说苏轼是一位不完全自觉的“杂家”的话，那么王守仁就是一位自觉的融汇者、超越者。龙场悟道以后，他终生保持着“亦儒亦禅、似儒似道”的精神状态，人称“阳明狂禅”。他虽然仍然以儒者自居，但他这个“儒”，绝非狭义的孔孟之儒、程朱之儒，他的心学，已然超越了古代圣贤的安身立命教义，成为了一种融汇、集萃、精炼了儒释道三家精华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10]。王守仁一生“学做圣人”，后人说他是“最后一位圣人”。其实他的思想成就，不在于“学做”了什么，而在于“开创”了什么，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启蒙思想家。

王守仁是一位文化的自信者、自觉者，出贵州而再入仕途后，一生不茫然，更不盲动。因为心学是他自己悟出来的“大道”，他的人生价值就完全符合“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他既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他的内心世界就少有冲突、少有无奈、少有波动。王守仁心中始终有一个“小宇宙”——本心或良知，这个小宇宙能够安放、包容、化解、导引“大宇宙”（即万事俗物）的一切，因而对他来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苏东坡和王守仁，一位是孤傲任性的文学家，一位是理性从容的哲学家，他们的人生轨迹差异巨大，但他们同样活得真实，活得充实，活得踏实。

文学的辉煌从来都是始料不及的，真正的文学家不会为了外在的评价而创作。就苏轼来说，面对各不相同的遭遇和境遇，他必须有所表达、有所抒发、有所倾吐，但表达、抒发、倾吐过了，也就算了，他从来不想赢取什么名誉。他留下的万千文字、诗词，是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他一代文豪的历史地位。今天为什么很难有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品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不能够首先感动自己。如果“作家”是职业性的，他写东西的目的就只是给别人看。真正的文学是作者感情、见识、意志、审美的主观表达或宣泄。所以文学应该是私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劳作。苏轼的作品，包括王守仁的大量诗文，无不如此。

古今中外，文学大师及其伟大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意境、风格、趣味、美感、影响力等等，绝不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简单“摹本”，而是作者独一无二的处境、心境、个性和精神世界的真切反应。苏轼和他的老师欧阳修，以及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占了“唐宋八大家”之四，但他们的文学理路、艺术风格、观察视角、创作手法、审美偏好、历史局限各不相同，苏轼显然高于其他三位。苏轼对他的弟子、朋友（黄庭坚、秦观等）有很大影响，但他和他们并没有太明显的师承关系。他与弟弟苏辙在政治上珠联璧合、荣损与共，但他们二人的文学风格却各异其趣，不可相提并论。苏轼对后世近1000年的影响都是他一个人的影响，无人能望其项背，从诗词到文赋到书画，只有模仿者，没有传承者和发扬者。

但王守仁的文字却是一定要传世的。不管是在书院讲习中，还是在戎马倥偬间，他的思考都不是有感而发，而是深思熟虑。王守仁既是哲学家，也是教育家，传道、授业、解惑，正是这两个身份的题中之意。王守仁的真心朋友未必多，但他的学生（即王门弟子）满天下。这个特点，是苏轼不具备的。

哲学研究，是探寻、追求普世价值的思索过程。古今中外，哲学大师的思想都是要传承、发展、弘扬的。王守仁的代表作是《传习录》，“传习”二字很关键，就是要让世人学习、理解、掌握、传承、发展这个哲学思想，使之成为共同价值，为大众所践行。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是对陆九渊思想的理解、发挥、深化和集大成，他又将这个哲学新境界传给他的弟子们，弟子再传其弟子，一直传承下来。从王守仁还在世时算起，“阳明心学”逐渐发展出了“八大门派”，每一派又有创新、发展，最终辐射全国，影响世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清末的曾国藩、张之洞、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等，都从阳明心学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养料。近代以来，日本和韩国受阳明学影响甚深，王守仁的思想对这两个国家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直接的启蒙作用。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1]。这是苏轼生命即将终结时对自己人生的概括。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命运多舛的一生中给他带来痛苦记忆最多的三个地方，但苏轼却将这三个地方定格为最能彰显他“平生功业”的地方，这是何等的讽刺，又是何等的豪迈！在告别人生之际，苏轼想告诉人们的是：“不应有恨”。

王守仁临终前，门人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答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12]这八个字是对王守仁一生道德、功业、学说的高度概括。官场的莫测、修悟的艰辛、生死的博弈、世事的沧桑，所有这一切都已随风而去，留下来的只有那颗光明透彻的“本心”。

永远的苏东坡，永远的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