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心学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孔学堂举办，来自中国、美国、韩国、越南、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津巴布韦等九个国家的3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期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见泽磨接受了专访。

拆条中

这是高见泽磨第二次来到贵州，1972年遵义市正式对外开放，接待国际友人参观，1986年，当时的高见泽磨还是在上海读书的留学生。“只要了解过中国近代史，都知道遵义会议，我经过贵阳当时专门跑了一趟遵义去参观。”高见泽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遵义和贵阳是很朴素的地方城市，他说：“现在这么发达，这个变化很大。”正好高见泽磨已经退休了，他想着有时间有机会还会回贵州来看看。

高见泽磨在研究中日法治发展上颇有建树，曾赞成“中国是法性社会”的观点，高见泽磨回忆，“法性社会论”是写博士论文后才开始研究，主要说明中国社会与法的关系。“因为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有一个误解，中国虽然有法律，但是没有用，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中国有法律，而且是用中国的方式来使用，就想着怎样向学生说明。”另外，他还赞同“中国法雏形论”是错误的。他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误解，可能关键点在于法国的汉学家，他们太强调儒家文化的影响。曾经有一位法国汉学家让·埃斯卡拉，于1921年至1930年在华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法律顾问，写下来了《中国法》这本书。后来哈佛大学还翻译成了英文，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也翻译成日文，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所以“中国法雏形论”和相关民间纠纷的理论比较普及，后来有日本和美国的学者研究改变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说“法制”而是“法性”，高见泽磨认为“法制”有各种各样的意思，比如法制一词有法制国的意思，但中国的法制与德国的法制，甚至是英国的法制一不一样，还要另外讨论，所以如果不用法制的话，那就是“法性”。

针对中国以前用的法治、刀制、人治，高见泽磨也一一进行了讲解，他解释，在欧洲习惯是法的核心，但在东亚社会早期有了法典后，习惯是法外的一个规范。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如何让法在实施的时候公平，高见泽磨认为，如果有民事性案件，不能靠国家法律，习惯也没法用，仅用情理来判断，只能靠良知、主观上的想法，或许可以经过“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倾向来分析，也许有突破口。

阳明心学对日本影响很大，一听阳明心学，高见泽磨就想起了大盐平八郎。他是一位武士，在大阪幕府工作，后来他反对幕府的做法发动了起义。到了明治时代，他成为了一个英雄，政府十分提倡他的精神。后来还出现一位阳明学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包括近现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军人、官僚，他们为民做某些事情时，总有人说他们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也就造成在日本社会中的一个误解——如果有人学习阳明心学，别人会觉得他是革命家。高见泽磨表示，“如果日本大学生对中国思想史有兴趣，学习到诸子学以及阳明心学后，这种误解应该会减少。”

记者舒锐/文梁超/图海报设计/李勇

视频拍摄/张鑫张强剪辑/曾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