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集儒家之大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提到“理学”，现在很多人会把它与封建糟粕联系起来，继而批判它是“存天理、灭人性”的封建思想，与现代的自由、个性等观念相悖。实际上，理学已为中国百姓身体力行的生活准则，甚至一种生活习惯，代代相传。

9月22日，2019孔学堂秋季论辩大会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韩经太、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何俊作为论辩嘉宾，围绕“理学压制还是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这一辩题，展开精彩论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任这场学术主持人。

韩经太：理学既压制也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论辩会上，韩经太教授率先发言。他指出，真正抑制中国人思想感情的是礼教，而礼教不仅仅从理学中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批评的就是“礼教吃人”，若是将“礼教吃人”看作是理学的造孽，这就将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其实，宋代新兴儒学家们在传承发扬原始儒学精神的时候，特别注重和反复念叨的“孔颜乐处”以及“吾与点也”之意，里面就充满了对中国人思想感情的激扬。因此，理学既压制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也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

韩教授还认为，当代的中国人已站在古今打通、中西兼容的历史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谈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应该有历史地分析：被理学压制或者激扬了思想感情的中国人，是宋明理学时期的中国人还是当代的中国人；同时，也需要在表达或是评价上对思想感情有一个分流或分工，即在重视思想感情一体化讨论的同时，不妨分别从思想观念与情绪感受两种维度进行更为细致地论析思辩。

左东岭：寻求“理性”与“情感”的动态平衡

左东岭教授则从理学的发展史，辨析了理学的“压抑”与“激扬”。他表示，理学是中国儒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儒学从建立到现在，从本质上说它是维护人伦关系、人际关系的。当理学在某个阶段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自然会限制到一些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的情感甚至思想。

“理学最开始出现直接面对的对象是统治者，让皇帝限制自己的膨胀私欲，要能够明于大公，能够治理好国家。因此，理学的出现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压制老百姓，而是为了限制统治者。”左东岭教授表示，中国的理学，一直到元代，并没有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普及，更不要说民众。民间真正开始受到它的限制是晚明的时候，明代前期还在知识分子、文人中形成理学的修养和限制。

左东岭教授认为，理学从天理到人性，相对忽略了情感的地位，侧重强调了理性的一面，确实是对个性情感有一定抑制。“我们都应该汲取历史的经验和古人的智慧，使我们的人格更加健全。”而完全理性和完全放任情感，都是不健全的人格。一个健全的人格应该是充满了理性的思想，又有饱满的情感，使理性与情感达到动态的平衡。

何俊：用历史的纵深感与当代视野感受理学

关于传统文化、儒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等，大多受近几年传统文化复兴传承的热潮而备受关注。“传统文化真正对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构成的影响是正面性还是负效应？”何俊教授认为，应当用一个历史的纵深感和当代社会生活的视野去感受这个问题。

何俊教授以话剧《雷雨》中充满对人性“扼杀”的寓意，谈到理学的诞生。“理学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的批判，一是迂腐，二是虚伪。”何俊教授认为，从理学诞生起，直到今天大家对它仍然存在批判与质疑，大家是基于什么角度去批判它？为何又进一步变成全民批判？“实际上是‘理学对人性的扼杀’这一思想调动民众的热情，从而对理学进行了‘污化’。”

何俊教授认为，理学对民族的思想情感总体上是提升的，它把先秦儒学的相对经验性的儒学，上升为一个具有理性高度的儒学，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包括每个人的认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论辩会提问环节，听众勇跃举手向专家提问，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最后，学术主持人廖可斌教授对本次论辩会进行总结，理学既激扬又压制人的思想感情，理学创造了每个人独立观察、判断、选择、表达等等能力，通过努力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并坚持下去、不断创新。但是在强调自己个性的同时，要用自己的理性来克制自己，遵守现有的伦理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