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调》《移民歌》《东方红》等歌曲的创造，不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革命胜利和历史记忆也造成了陕北民歌的空间扩散。正如在郑樵的《祀飨正声序论》中说的：“积《风》而《雅》，和《雅》而《颂》，犹积小而大，积卑而高也。所积之序如此。”，陕北民歌也从以地方叙事为主的基调声音景观“风”到区域性的标志性声音景观“雅”，再到国家尺度的符号性声音景观“颂”。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陕北民歌，不再是一个局限于边鄙、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音乐种类，而是开始走向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心。与此同时，它也逐渐摆脱了旧有民歌在语言表达上的质直与素朴，不断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和广为流传所带来的语言环境的变化，由俗入雅，由边缘到中心由个体性的和地方性的叙事为主转而为具大众性和普适性的表达。

张晓虹教授从陕北民歌这一声音景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现陕北民歌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从而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化符号：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陕北民歌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东方红》等民歌创作契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陕北民歌与革命的陕北、革命圣地延安建立了关联，成为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革命性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改革开放后，陕北民歌逐渐剥离它与红色历史的单一联系，开始掉头向传统寻求文化资源，在商品经济的推进中强化了它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另外，除了语言(方言)之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礼俗中的音乐与民间乐曲等声音景观在地方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但它们不仅可以更直接地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官记忆，从而成为与外在的、直观的物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有着同等价值的景观要素，而且透过其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从而影响到其空间尺度的变化。最后，张晓虹说：“在文字主导的环境下，声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传承中的重要性被遮蔽，我希望通过一些研究报告向大众传播，我们更需要挖掘声音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