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3期。

伴随着明代中期心学思潮的兴起，易学研究领域中的心学易一支在此时期得到迅猛发展，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易家、易说、易著。对心学易做出突出理论贡献的学者之一，便是甘泉后学唐枢。唐枢（1497—1575），字惟中，号一庵，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明嘉靖五年（1526）举进士。因劾李福达，唐枢被罢斥为民，前后为官仅46日。唐氏回乡之后从事著述、讲学活动长达48年，对心学思潮的社会推广与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易学研究领域，唐氏专门撰有《易修墨守》一书，以阐发其易学思想。此外在其讲学语录、书信之中，也不乏解《易》、说《易》的材料。就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而言，唐氏的易学思想出入甘泉、阳明两家，具有极浓厚的心学易色彩。通过讨论易象、易占、卜筮、《图》《书》等问题，唐枢对心学易理论做出详尽阐发。学界对唐枢“讨真心”学术宗旨已有一定研究，但并未对唐枢的易学思想加以探析。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唐枢融合易学与心学的学术思想做一阐发，以期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唐枢研究以及中晚明时期的易学思想研究。

作为唐枢的师执辈，王阳明、湛若水的易说构成了唐枢易学思想的基础。王阳明本人并没有专门解《易》的著作，湛若水曾撰写过一部《修复古易经传测训》，不过已佚。王、湛两人在讲学过程中对于《易》的性质、价值都曾做过言简意赅的界定。王阳明的心学易思想集中体现于其《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对《易》与心体关系有一段论述：“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1]湛若水在《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一文中也有一段极富心学色彩的论述：“是故《六经》皆注我心者也，故能以觉吾心。《易》以注吾心之时也……《礼》《乐》以注吾心之和序也。”[2]王、湛的措辞不尽相同，但同属心学易脉络。在心学的视域中，“阴阳”与“时”都关联于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体。此心贯通古今，无分凡圣，只要持守此心虚明灵彻、不被遮蔽，即是得其“时”，即是得其“阴阳消息”。

继承王、湛的思路，唐枢同样把六经的性质、价值放置于“心”的坐标轴之上。他认为《诗》以描写此心之性情，《春秋》以描写此心之是非，《礼》以描写此心之礼意，《书》以描写此心“中”之气象。对于《易》之成书，唐枢诠释道：

“象”与“占”是易学最为重要的两个核心概念。“象”的来源，正如《周易·系辞下》所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象”起源于人们对经验世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钟鼎簋缶等物象的观察、认识和反思。为了对事情发展的吉凶祸福做出准确预测，须借助《易》所特有的一系列阴阳符号与测法算法，这便是“占”。可以说，正是通过“象”与“占”，人们实现了对前人经验与当下生活的结合，实现了对人在自然、在宇宙中位置的确认，甚至实现了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追寻与赋予。唐枢认为，《易》当然不能脱离于“象”与“占”这两大因素，但《易》之成立的根本依据乃在于“心”。无论是“象”还是“占”，都是对此心四端七情、寂感动静的摹拟与描绘。《系辞》所云“拟议以成变化”“开物成物”“退藏于密”等，并非意谓对事物发展现状、趋势的简单测知，它们实指此心因时因地所做出的道德抉择、道德行为。无论是象、占还是卜筮，都内在地包含于“吾心”之中，“后世不究其本，遂泥象占，专于卜筮，此非四圣人之《易》也”[4]。

唐枢的学术宗旨为“讨真心”，在论证该宗旨时，唐氏也借用了易学的思想资源。关于“真”的含义，唐氏解释道：“真彻宇宙，真贯幽明，真动天地，真通民物，真合动静、内外、本末、精粗。”[5]在他看来，“真”不仅仅意味着真实不虚，它与心学学派诸如“心”“神”“仁”“诚”等概念的内涵是大体一致的，皆是指具有主宰性、超越性的至上之理。在论证自家宗旨时，唐氏将《中庸》《易》两部典籍关联在一起：

唐氏解释，“真”与《中庸》之“诚”、《易》之“无妄”等概念是等同的，它是一种涵盖精神世界、人类社会乃至宇宙全体的真理。姚才刚说：“其所谓‘真’，并非只限于真实、真诚、真理等含义，而是一个兼具哲学本体论、道德价值论以及审美意味的概念。”[7]其说可从。正是因为此“真”同时具备主体修养的境界论以及资始资生的天道本体论，因而此“真”“为物无贰”“生物不测”且“大亨以正”。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诱惑，为学工夫所在，便是寻讨此至“真”之心、至“诚”之心、“无妄”之心，以彰显人性的光辉，这一过程也就是“讨真心”。

在以心统《易》、以心解《易》的理论基础上，与《易》相关的诸多术语概念，皆不外乎顺应本心、讨其真心的修养工夫。易学领域诸如“上下”“内外”“初上”等等，也被唐枢赋予了心学式的诠释：

“吉凶”“祸福”“内外”“承乘”“远近”“初上”“敌应”等都是易学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唐枢认为，通过这些概念、符号、术语所展现的，是一个“真心”“良知”“易”互融互摄的道德世界、价值世界。易道的运行有其特定的规律法则，但这些规律法则并非离开此“心”而存在的冥顽之物，它们体现了“四圣”对此心此理的内在省思，也体现对人性本善之义、对道义担当的士人精神的提炼与总结。“内外”“远近”“初上”指示君子的，是时刻诚正其心、警惕其念的修身原则，是循序渐进、诚中形外的工夫次第，也是应时展措、随漏提点的操持方法。对书、象、数、占的超越，也是对自我的突破，是站在更高角度的无滞无碍、无思无为，“夫然后书书此，象象此，数数此，占占此。此易之实也，吾愿为吾墨守”[9]。

唐枢的心学易思想，一言蔽之，便是“易”为吾心中之“易”。不仅象占为吾心中之象占，象数为吾心中之象数，卜筮同样也是吾心中之卜筮。站在心学易的角度，此心是无方所、无定形的精神实体，甚至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易无方无体，此心亦是无方无体、无始无终、无际无涯。书、象、数、占的确提供了认识此心、印证此心的途径，但若拘泥于此，也存在着遮蔽本心的危险。对易理的体贴最终须落脚到心性领域，也必须为人道与人性学说提供本体论依据。以此为理论基础，唐氏对世儒仅以卜筮解《易》、使《易》沦为术数的学说，展开了激烈批判。

《易》最初为卜筮之书，《汉书·艺文志》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义理易学兴起之后，诸家多注重发挥易学所包含的天人之道、性命之理，对《易》为卜筮之书这一事实少有阐发，这引发了朱子的不满。朱子对己意阐释道：“据某看得来，圣人作《易》专为卜筮。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费力。”[10]又曰：“《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11]

对于朱子之说，王、湛皆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朱子之说的偏颇并不在于提倡卜筮，而在于认知卜筮太“小”、太浅。对于卜筮的性质、功用，王阳明曾有一个“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的著名论述：

湛若水在《圣学格物通》卷一中诠释《系辞》“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一段时也有如下诠释：

王、湛的共同思路是将卜筮与神明其心、谨守其心的心学修养工夫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卜筮不仅仅是一种龟卜策筮、问天祈命的算法算术，而是指向了对道德本心的自知自觉，指向了对自我德性的光明彰显。可以说，卜筮即是彰明“人心之天理”的方式方法的统称。彭鹏对王阳明“卜筮”说评价道：“阳明则从其心学体系出发，视一切能‘求决狐疑，神明吾心’之行为，不论是术数还是学聚问辨皆是卜筮，开显出一种宏大的兼容并畜的解《易》气象。”[14]此说同样适用于对湛若水“卜筮”说进行评析。

对于王、湛的“卜筮”说，唐枢有所继承，不过他对《易》为成德之书、为修心之书这一面进行强调的力度更大。在《易修墨守》一书中，唐氏专门撰有《蓍占》一文，对卜筮之术加以讨论。

对于易学中的易数、易占，唐氏评述道：

“重幽赞”一句语出《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明参两”一句，语出《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卦以揲成”与“爻以取变”则化用自《系辞》第九章。唐枢指出，作为易学最重要的构成元素，筮、数、卦、爻都体现了人对自然、人事、心性、道德的本质规律的探寻。这种探寻的背后存在着一条绵延相续的易学宗旨，这便是“易”为心易、“占”为心占。一切自然之象与人事的吉凶变化都是人心感物而做出的自然反应、选择。“占”是为了“不占”，是为了促使人们明晰知善知恶的道德本体，是为了引导人们从事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单单以筮法占法来理解卜筮、理解易道，绝不能尽《易》之余蕴。

对于部分学者沉溺于筹码蓍策，唐枢做出如下批判：

对于部分学者沉溺于器物象占，唐枢同样做出了批判：

唐枢解释，“四营三易”的过程当然要凭借蓍草策筹，要凭借操作筹码的、具体的人，但易学之精髓既“无所事于草”，亦“无所事于手”。圣人作《易》的宗旨是神明其德、诚正其心、懋昭其道，是促使心体得以自然流行、顺适发用而不为经验意识所遮蔽。易学与心学在哲理上具有内在统一性，《易》之数、象、占等因素，都是此灵明之心、光明之心的“心挂”“心扐”“心营”“心发”“心挥”以及“心生”。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种种运算的最终趋向，是能凸显心体的根源性与超越性意义，“而谓揲蓍以求卜，不亦小而昧哉”[18]？

唐枢对占卜的心学式解释有一极独特的观点，这体现在他对“分二”“挂一”“揲四”“归奇”这四个步骤的诠释上。在解释《系辞传》第九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这一段话时，唐枢对传统易学由筮法、筮诀解释此章的思路做出翻转。在他看来，无论是“分二”“挂一”还是“揲四”“归奇”，都是明心见性的法诀：

在易学的卜筮传统中，用四十九根蓍经过四营三易得出七、八、九、六的结果，由此以成卦。这一运作、计算的方法被唐枢解释为“圣人借卜筮以明心，占初非实指卜筮”，筮法中“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被唐枢赋予新奇别解。念头当下分善分恶、分是分非，此即是“分二”。立志做何等人物、做何种学问，此即是“挂一”。以刚柔老少规划、落实修德路径，此即是“揲四”。曲尽制度文为、礼法规范之义，此即是“归奇”。如此则筮法中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关键步骤都成为促使此心克除欲念、纯乎天理的修养方法。这一以心解《易》、以心说筮的观点在易学诠释史上可谓稀见。在四个步骤中，唐枢对“分二”与“挂一”尤为重视，其中缘由便在于他将这两个环节与儒家的“立志”说关联在一起。

“立志”一说为儒门源远流长的传统，明代心学思潮兴起后，“立志”被王、湛解释成一个包含本根、工夫、结果三合一的问题。如王阳明说道：“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20]湛若水曰：“学莫先于立志矣。夫子之志学以至从心，皆一志也。立志而后学问思辨笃行焉以成之。”[21]湛氏又曰：“圣贤之学始终乎志焉尔，有顷志弗存焉，则天理灭矣。故曰‘志于道’，曰‘志于仁’，曰‘志于学’。志也者，以言乎其所之也，非虚也。”[22]“立志”对于学问具有开端性和初始性，因而规定了学问乃至人生整体的方向、整体的性质。甚至可以说，仅仅就“立志”这一环节，已经包含了儒学的全部内容，包含了以修、齐、治、平安定、成全整个世界的用功方向。继承这一思路，唐枢说道：“今人劈头欲为恶，不为善，从分二处已差。又众人不占而已矣，并无二可分，虽有自立心，不曾要做顶天履地的人也。时发刚柔之性，只倚事徇私也，曾会得细算事几？”[23]对于唐枢而言，立志意味着脱迷就悟，意味着对“真心”的寻讨，可以说立志本身就是学问。“劈头欲为恶，不为善”是“志”未立的问题，“虽有自立心，不曾要做顶天履地的人”同样根源于“志”未曾立。“分二”与“挂一”是真立志，“揲四”“归奇”实则也不外乎真立志。将儒学的“立志”说与易学传统中的卜筮之法进行融合，唐枢的“卜筮”说可谓独出机杼、别立新义。

在对待占卜、卜筮的态度上，唐枢同门学侣洪垣的观点同样带有浓厚的心学易色彩：

对于“卜筮”与学问之道无关的意见，洪垣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为“神人一体”。但在洪氏看来，卜筮唯一的指向就是“求吾天然之本心”。求诸卜筮、问诸神明，归根到底仍是求其本心。人若能一切行为顺应本心，则可臻至天人无间、神人一体之境。“圣人之心犹恐有未尽合于天，犹验之于占卜”基本上照搬了王阳明“《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一语。显然，洪垣此处对“卜筮”的诠释与唐枢之说同属一脉，皆透露出浓厚而独特的心学色彩。

又如钱薇、蔡汝楠等人说道：

尽管诸家学者认为卜筮之术也备《易》之一说，但此术的重心并非将易道内化为人心之道，因此存在着将物与我、位与德割裂为二的弊端。可见不重《易》的卜筮方法，而是以人心作为易我连通的基础，努力促成人心与易道的融会贯通，是甘泉后学对待卜筮问题的近似思路。

在象数易学中包含有自成一系的《图》《书》之学。宋明易学家多借助《图》《书》阐发“抽坎填离”“炼炁化神”的道教内修之学，或是阴阳五行相离相配的易学宇宙生成论。基于心学易的立场，唐枢对《图》《书》之学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心性修养工夫的系统表述。

至北宋初叶，易学中出现了《图》《书》易学派，其代表性著作为刘牧的《河图》《洛书》。南宋易学大家朱震主张《图》《书》皆传自道士陈抟。朱氏说道：“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28]朱熹本人酷好《图》《书》之学，他从《图》《书》与先天之学的角度，对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进行解释，以此说明卦画形成的原理。其说或许并不符合先秦易学对卦画、筮数的原初理解，但为宋明易学开辟出一方将六十四卦与天体运行、五行生克结合起来进行论说的新领域。朱子之说对明代易学研究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对于《图》《书》，王阳明与湛若水在讲学过程中都有过涉及。王阳明对《图》《书》的阐释主要见于这则材料：

湛若水与弟子讨论《图》《书》时则说道：

对于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传说，王氏、湛氏大体认可。不过他们认为《图》《书》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图》《书》皆是天地所显的自然之数。此数虽是羲、禹观龙马、神龟而知，但其根源处仍在于“羲、禹之心”。“《书》固可以为《易》，而《图》亦可以作《范》”，正在于圣人之心对易道的观察、体贴与感悟。王、湛对《图》《书》的观点对唐枢的“《图》《书》”说具有直接影响。

唐氏对《图》《书》之学颇有心得，在讲学过程中对“《图》为生数统成数、《书》为奇数统偶数”之义多有新论。他说道：“此理发挥天地的造化，却造化在天地；此理论著圣人之心，却其心在圣人；此理吻合事谊之精微，却精微在事谊。”[31]易道遍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它统贯于道与器、形上与形下、天道与性命。圣人观易取象的对象非常广泛，既包含具体的草木虫鱼、服饰器物，也包含人伦层面的五伦、五常、八德。圣人将象与数灵活应用到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当中，借象以立例，因数以昭度，此为易道卦画得以成立的基础。

对于《河图》“以生数统成数”、《洛书》“以奇数统偶数”之义，唐枢诠释道：

《河图》“以生数统成数”、《洛书》“以奇数统偶数”为《图》《书》之学的一个传统观点。如朱子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33]又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34]唐枢基本认可朱子所云“生数”“成数”之说，但仍对先儒《图》《书》之学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看来，所谓“生”“克”并非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这种五行生克关系。“生”即是仁，“克”即是义。以仁统义则“配合之道周”，以义统仁则“尊卑之分介”。至于宋代易学精心布置于两仪、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方位、序列中的内外、正隅、顺逆等问题，其实皆不外乎人伦日用中的出处、进止、语默、主客、贵贱。刘牧、邵雍、朱子等人费尽心力加以构建的易学宇宙生成论，被唐枢一举扭转为一念灵明的觉悟、涵养以及扩充，扭转为本心的自神自明、自察自知。《图》《书》也就成为论证本心先验性与至善性的绝佳材料。

在唐枢看来，不仅“生数”“成数”“奇数”“偶数”是在说心学，甚至“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的“五行”说也是在论证心性工夫：

唐枢解释，所谓木、金、火、水、土这“五行”并非五种物质、五种质料，而是指此心此意的舒发、停息、震动、蕴含、冲和。易学传统中所云的阴阳动静、翕辟开阖、吉凶悔吝、眚咎害灾，指的也是“此心流行之机”的不同表现。如此则五行与《图》《书》的层次方位、八卦的卦象生成、天数与地数的奇偶配合等，皆被唐氏熔铸在心学传统下“本心”的自我挺立、自我昭明的昂扬精神之中。

此义也贯彻于唐枢对“《河图》为常数，《洛书》为变数”的诠释中。唐氏说道：

“《河图》道其常，《洛书》尽其变”之问源出朱子“《河图》，常数；《洛书》，变数”[37]一语。对于朱子之意，宋末元初易学家胡方平诠释曰：“《河图》数十，十者，对待以立其体，故为常。《洛书》数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为变也。常、变之说，朱子特各举所重者为言，非谓《河图》专于常，有体而无用；《洛书》专于变，有用而无体也。”[38]胡氏此说基本符合朱子原意，其“体用一源”的观点也为唐枢所继承。唐氏的创新之处在于分别以性命论《图》《书》。《图》以象言“命之流行不已”，《书》以意言“性之一定而不易”，前者立体，后者达用，前者日新，后者富有。《图》《书》也就成为对道德主体在日用伦常中立性达命、讨其“真心”的修养工夫的描摹。

在唐氏看来，通过对《图》《书》之学的学习与反思，人应当体悟到天地大中之本心，再将这种大心扩充开来，用之于日用伦常的方方面面。在回答弟子关于“这几圈子何如合在日用上”的提问时，唐枢答曰：

对于小衍之数“五”这个数字，象数易学诸家非常看重。如朱子曰：“天地生数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对五成十。”[40]唐枢同样极为看重“五”。“五声五色，五臭五味”或语出《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一语。唐氏认为，无论是身体器官、身体感官层面上的五官、五声五色、五臭五味还是道德层面的五伦五常，都蕴含有涵盖内在精神、人类社会乃至宇宙生化的真理。“完五常之本”为以性合命，“尽五官之职”为以命合性，前者立体，后者达用。虽然在路径上略有不同，但两者共同辐辏于成圣成贤的目标。只有深入到心性的根源处，才能领悟人之为人的真理，才能唤醒虚寂状态中的“真心”，才能“与《河图》合而大常具”“与《洛书》合而至变出”。

通过重新诠释“生数”“成数”“常变”“五行”等概念，唐枢将宋明易家赋予《图》《书》的宇宙生成论与道家内丹养生之学的色彩彻底抹去，使《图》《书》之学归入心学易的心性修养之学。其说在《图》《书》诠释史上可谓别开蹊径。

明代心学思潮兴起后，王阳明、湛甘泉的门人后学对心学易义理进行了大量阐发，以心解《易》成为一时潮流。例如王畿曰：“易，心易也，以易为书则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过也。善学者能于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谓虚明寂照一体之机，易不在书而在于我。”[41]欧阳德曰：“《易》，变易也。良知消息盈虚，变易无方。圣人先得良知之所同然者，于是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皆所以发明良知消息盈虚、变化无方之妙，故象、辞亦谓之《易》。”[42]周汝登：“伏羲画卦之意，果何为者？盖专以形容吾心之万事万物而已……天地之间，日月山川草木虫鱼，以至寒暑昼夜古今终始，卦之画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43]王时槐曰：“‘易’者何？此心之生理也……自吾心之一念微几，真动真静，而不可以动静言，以至于作止语默，进退行藏，皆易也。”[44]阳明后学、甘泉后学普遍倾向于摆脱传统的章句之学，在思维高度、精神内核层面高扬心体的至善义，将易学创造性地纳入心学的理论体系中。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心即是易”“良知即是易”之类的话头，但是唐枢的易学思想确然属于心学易阵营无疑。相较于欧阳德、周汝登、王时槐等人，唐枢对心学易的理论阐发或许更为深入，这点集中体现于唐氏对易学概念、术语、方法的大量诠释上。

对于象占，唐氏认为：“易之为言变也，象之所由出，占之所以成也。象不能出变，变生于人之能观；占不能合变，变正于几之能研。”[45]“能观”则能“处变”，“研几”则能“合变”，“处变”“合变”的关键正在于此心此性。对于卜筮，唐枢旗帜鲜明地反对朱子所提出的《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在他看来，“分二”“挂一”“揲四”“归奇”都是一念灵明的认知、涵养、扩充，“天地之数，真有具眼，昭然显前；大衍之揲，苟有实修，澄然在心”[46]。对于《图》《书》，唐枢将“生数”“成数”“常变”等概念与心学易进行嫁接，以《图》为尽性、为立体之书，以《书》为立命、为达用之书。如此则《图》《书》所体现的并非气化宇宙之论，而是心学家的天人性命之理。

唐氏曾对郑玄、王弼所开启的易学传统做出如下批评：“盖于象求象，而非心之象，可以神德行；于辞而著辞，而非心之辞，可以验造化：终作《易》注脚。”[47]前者重视易象，却忽略象为心之象；后者重视易辞，却忽略辞为心之辞，因而皆非见道之言。唐氏的判语，实奠基于他以心学衡定《易》、诠释《易》，并以此心之《易》接续羲、文、周、孔圣圣相传之道统的立场上。可以说，在唐枢的易学思想中，辞为心之辞，变为心之变，象为心之象，占为心之占。唐氏对蓍占、卦序、互卦、变卦、重卦等问题多有述论，其易说明显带有以“心”来诠释甚至吞没象数易的风格。当唐氏将《易》的运行规则全部系于心体发用的一念之微时，易学占法、筮法错综运算的条例规则难免被障蔽不明。不过在唐枢看来，易学卦爻彖象都根源于心灵秩序，占法、筮法则向学者明确指示了明心复性的方法与途径。明占、明变，便是随处体认天理，便是讨其真心。通过对占筮、象数、《图》《书》的心学式诠释，唐枢实现了易学与心学的理论交融，实现了道、事、心、物的上下一贯，从而对晚明时期心学易的理论构建作出了深化与推动。

[1]  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卷七，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4页。

[2]  湛若水：《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湛若水文集》卷三，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96页。

[3]  唐枢：《景行馆论》，《木钟台集》卷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13页。

[4]  唐枢：《景行馆论》，《木钟台集》卷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113—114页。

[5]  唐枢：《真谈》，《木钟台集》卷六，《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127页。

[6]  唐枢：《真谈》，《木钟台集》卷六，《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126页。

[7]  姚才刚：《甘泉后学唐枢“讨真心”说探析》，《哲学动态》2016年第1期。

[8]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31页。

[9]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31页。

[1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18页。

[1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217页。

[12]  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第115—116页。

[13]  湛若水：《圣学格物通》，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8册），第36页。

[14]  彭鹏：《王阳明以心学解〈易〉内在理路探析》，《周易研究》2015年第6期。

[15]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21页。

[16]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22页。

[17]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22页。

[18]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22页。

[19]  唐枢：《病榻答言》，《木钟台集》卷二十三，《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581页。

[20]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第13页。

[21]  湛若水：《雍语》，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第79页。

[22]  湛若水：《雍语》，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第69页。

[23]  唐枢：《病榻答言》，《木钟台集》卷二十三，《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581—582页。

[24]  洪垣：《觉山先生绪言》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25]  洪垣：《觉山先生绪言》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91页。

[26]  钱薇：《寄吕巾石宫谕》，《海石先生文集》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26页。

[27]  蔡汝楠：《说经札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4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4页。

[28]  朱震：《汉上易传》，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页。

[29]  王守仁：《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第931页。

[30]  湛若水：《雍语》，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第77页。

[31]  唐枢：《病榻答言》，《木钟台集》卷二十三，《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581页。

[32]  唐枢：《病榻答言》，《木钟台集》卷二十三，《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581页。

[33]  鲍云龙撰，鲍宁辨正：《天原发微》卷四上，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0页。

[34]  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卷上，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7页。

[35]  唐枢：《病榻答言》，《木钟台集》卷二十三，《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581页。

[36]  唐枢：《陈眉公订正一庵杂问录》，《木钟台集》卷三十一，《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774—775页。

[3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167页。

[38]  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卷上，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册），第667页。

[39]  唐枢：《陈眉公订正一庵杂问录》，《木钟台集》卷三十一，《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775页。

[4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167页。

[41]  王畿：《易与天地准一章大旨》，《王畿集》卷八，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42]  欧阳德：《答沈思畏侍御》，《欧阳德集》卷五，陈永革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43]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一，《周汝登集》，张梦新、张卫东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3—414页。

[44]  王时槐：《池舍易训序》，《友庆堂合稿》卷三，《王时槐集》，钱明、程海霞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5页。

[45]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28页。

[46]  唐枢：《病榻答言》，《木钟台集》卷二十三，《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577页。

[47]  唐枢：《易修墨守》，《木钟台集》卷十五，《唐枢集》，黄首禄、姚才刚编校，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