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5日下午，“孔学堂讲坛”第1174期邀请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霍巍开讲，主题为《三星堆的前世今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飞研究馆员担任讲座主持。

霍巍教授以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时间线为主轴，全面解读了不同时期的发现及相关认识。

1927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的时间是1927年。这年春天，一个名叫燕道诚的广汉当地农民在月亮湾疏浚自家水渠时，掘出一坑玉石器，包括玉石壁、玉环、玉刀以及石凿、石斧、石珠等，出自一个长方形的坑洞中。起初，这些遗物被当成无用之物送人。广汉当时的军事长官兼县长陶宗伯即获得4把玉刀、1块玉璧。1931年，陶氏将此物转送在广汉的董宜笃（V. H. Donnithorne）牧师，董宜笃又将之带给时之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馆长戴谦和（D.S.Dye），三人遂相约共同前往遗物发现地点勘察，之后陶氏将上述遗物捐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由此，三星堆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至1932年时，真假难辨的广汉玉器已在广汉和成都市面上流传开来。也是在这一年秋天，华大博物馆迎来了新一任馆长美国人葛维汉（D. C. Graham）。

葛维汉很快注意到馆藏广汉器的不同寻常，遂致信董宜笃，希望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在此过程中，这位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萌生了去广汉进行发掘，“寻找更多器物以补原资料欠缺，鉴定这种文化的族属”的念头。

月亮湾遗物最早的发现时间过去曾有不同说法，现可确认其为1927年春，这也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时间。今天看来，燕家在月亮湾所掘的，可能是三星堆的早期祭祀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直未断，但真正让这处遗址引起举世瞩目的，则因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这是三星堆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使三星堆“一醒惊天下”。

1986年春，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偕霍巍、李永宪两位青年教师及四川省考古所陈德安、陈显丹两位青年学者，带领川大84级考古专业学生进驻三星堆，开展田野考古实习工作。霍巍教授回忆：当时从南向北划分了3个发掘区，我带着学生负责二区的发掘，相比于其他区不断有遗物发现，二区则没啥东西，这令我这个二区“区长”很苦恼。从今天的眼光看，其他区域是生活区，故遗物多；而二区是祭祀区，是敬神的地方，故很干净。虽然与祭祀坑擦肩而过，但这次实习还是颇有收获，发掘的陶器种类和数量前所未见。

时间来到1986年7月18日，砖厂在二区取土时挖出了玉石器，四川省文管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深约1.5米，这就是著名的“一号祭祀坑”，发现玉石器的是坑的一角。最终在这个坑里发现了400多件金、铜、玉、石、陶、骨、象牙等质地的遗物，还有大量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金杖、金面罩等遗物令人惊叹。不久之后的8月16日，“二号祭祀坑”被发现。这个坑的坑口长约5.3米，宽约2.3米，深约1.6米，出土遗物异常丰富，达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绿松石3件，石器15件，另有象牙器残片4件，象牙珠120颗，虎牙3枚，象牙67根，海贝4600枚。除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外，二号坑中还出土了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坛、青铜神树等遗物。两坑出土的遗物，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青铜尊、青铜罍、玉璋、玉戈、玉璧等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器物，显示两地密切的关联；而青铜大立人、纵目大面具、人头像、神树以及黄金面具、金杖等则世所罕见，展现了三星堆人的惊人创造。

接下来，霍巍教授以青铜人头像、纵目大面具、神树、祭坛、顶尊人像、金杖等为例，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淮南子》《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对其进行了精到的解读，指出三星堆青铜文化器物群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部分，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青铜头像组成的“青铜神灵系统”；其二是以各种神灵动物和“神坛”“祭坛”组合而成的“祭祀礼仪背景”。而两者之间形成的精巧结合，恰好是上古中国对上天、神灵、祖先顶礼膜拜历史场景的缩影与再现，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的亡灵以及各种自然神灵尤其是太阳神等，再现了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绝地天通”、祭祀神灵的场景。但两个坑并非祭祀的第一现场，而是其终结之处。坑中的器物摆放有序，存在毁器、焚坑等现象，有的器物甚至可以与后来发现的6个坑中的同类器物实现“跨坑拼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