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第1212期在明伦堂明德厅如期开讲，文史作家刘勃带来主题分享《三国演义——在正统与狂欢之间》。从《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到宋元的话本和杂剧，再到明代的长篇小说，以及现代的各种改编作品，三国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文史作家刘勃用现代视角“说三分”，透过历史记载、民间故事和演义叙事，全面解析三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呈现一个立体、多元的三国世界。

正史正统：承载大道的神圣历史

提到《三国演义》，刘勃的讲述并没有直接从三国人物切入，而是将源头回溯至孔子与《春秋》。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刘勃引述孔子的感慨，在孔子心中，《春秋》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它不是空谈义理的语录，而是一部史书。在刘勃看来，这恰恰点明了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史学拥有极高、近乎神圣的地位。

“在中国各类学问之中，史学最为发达。”刘勃将这份“神圣”归纳为三层内涵。

第一，历史承载大道。孔子作《春秋》，不做空泛议论，借历史事件阐明是非，昭示治国之道。

第二，正史修撰是一项政府工程。司马迁继承父辈志向编撰《史记》，将修史视作立身尽孝、接续文脉的使命。修史逐渐纳入官方体系。刘勃介绍，后世确立的“正史”拥有崇高地位，经朝廷裁定收录，最终形成二十四史序列，和野史杂记有着清晰边界。

第三，通晓历史，是古代有教养之士的必备素养。史学既是读书人的学识必修课，也是朝堂之上交流政见、抒发抱负的话语场。汉末群英，便常常依托历史话语坦露志向。庄重严谨的正史，奠定了三国故事的正统底色。

史笔留白：《三国志》的克制与隐晦

作为三国故事的正史蓝本，陈寿的《三国志》历来被评价“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在刘勃看来，《三国志》之所以难读，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字里行间藏着许多委婉隐晦的表达。这种叙事拐弯抹角、态度藏而不露源于陈寿特殊的人生际遇。

陈寿一生经历蜀、魏、晋三朝更迭。他本是蜀人，中年遭遇司马氏篡魏改晋，晚年见证西晋统一天下。身处晋朝修史，必须遵从当朝正统逻辑，却又难以割舍自身的蜀汉情怀，这种身份与立场的矛盾，造就了《三国志》隐晦曲折的书写风格。

刘勃指出，古代修史最重“正统”。晋朝承魏而立，官方只承认曹魏为合法政权。因此陈寿修史，必须尊魏为正统。曹操从未称帝，书中却设《魏武本纪》，以帝王规格书写；刘备、孙权皆曾登基称帝，却只能降格为《先主传》《吴主传》。这不是陈寿的个人喜好，而是晋朝官方不可逾越的政治要求。

但陈寿本心偏爱刘备、轻视孙吴，于是全书形成一套表面尊魏、暗中尊蜀的阴阳笔法。刘勃细致拆解其中微妙差别：历代正史写开国帝王，必有神龙异象、天降祥瑞，用以神化皇权、彰显天命。唯独写曹操，开篇极简、平淡无奇，一句“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轻描淡写、暗含不屑。反观写刘备，通篇尊称“先主”，处处饱含敬意；写孙权，通篇直呼“权”字，毫无礼遇，直白流露轻视。一抑、一敬、一鄙，三者态度泾渭分明，陈寿藏在字缝里的真实立场，由此显露无遗。

民间狂欢：挣脱桎梏的世俗三国

宋元话本杂剧兴起。三国走出书斋，流向市井，挣脱正史的条条框框，开启一场属于普通百姓的叙事狂欢。

刘勃介绍，民间三国最突出的标签便是极致的尊刘贬曹。《三国志平话》跳出史实，虚构不少离奇情节，甚至安排刘渊兴汉作为故事结尾。人物形象也被不断神化：诸葛亮摇身一变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仙人；关羽从一员猛将，一步步升级为武神，衍生出“五月十三关公磨刀降雨”的民俗，关公崇拜还远播朝鲜，诞生出神灵上阵击退敌军的传奇。

张飞的勇武在民间故事里被无限放大，可独斗吕布、力战赵云。刘勃谈到，市井创作者毫不掩饰世俗的愿望：结义是因为看出贵人日后必将富贵，七擒孟获掺杂索要金珠赎身的桥段。鲜活热烈之余，早期民间三国也裹挟着世俗的偏见，带有“仇女”的叙事倾向。

文人重构：《三国演义》的拨乱反正与价值平衡

“《三国演义》做了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刘勃表示，它没有全盘接纳民间传奇的天马行空，也没有刻板复刻枯燥的正史，在二者之间完成了一次精妙调和。

文体上，它舍弃早期平话通俗粗糙的口语，改用浅近文言落笔，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拉开宏大历史帷幕。作品删去轮回转世的离奇设定，保留灾异异象隐喻世道变迁。结构上一改旧平话诸葛亮离世便仓促收尾的短板，搭建起桃园结义至赤壁鏖战、三足鼎立、三国归晋的完整叙事链条。

价值内核被重新打磨。桃园结义，从一场追逐富贵的市井结盟，升华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道义盟约。在刘勃看来，书中刻意弱化刘备的权谋能力、放大仁德品格，恰恰契合儒家“为政以德”的理想。曹操形象复杂立体，雄才与残暴并存。诸葛亮，不只是神机妙算的谋士，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火烧藤甲军后，他目睹生灵涂炭黯然垂泪；大势已去，依旧矢志北伐。与此同时，作品摒弃极端“仇女”视角，接纳合乎传统伦理的女性形象。

千古名著：在拉扯制衡中成就永恒

在刘勃的解读里，《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传世名著，核心在于它达成了多重难得的平衡。

古代文人曾抱有一条鄙视链：正史高于虚构小说，白话章回小说居于下游。鲁迅曾评价，《三国演义》取材旧史又穿插虚构，塑造人物偶有缺憾，写刘备仁厚近似虚伪，写诸葛多智近乎妖。但胡适给出另一重评价：它是一部绝佳的通俗历史读本，数百年来无数普通人从这本书习得历史常识、为人处世的道理。

“它是一场漫长磨合的产物。”刘勃谈到，《三国演义》并非某一位天才独立完成，而是世代累积而成。精英正统与市井狂欢不断拉扯，历史纪实与文学想象彼此兼容，权谋算计和恩义温情相互映衬。它没有走向唯功利的权术，也没有陷入脱离现实的道德空想。

讲座尾声，现场观众围绕三国人物、乱世历史展开热烈提问，刘勃结合个人史观娓娓作答，让整场解读更添温情与共情。从正史的隐晦克制，到民间的快意狂欢，再到乱世苍生的真实命运，《三国演义》之所以跨越千年依旧动人，不仅在于权谋道义的精妙平衡，更在于它让后人读懂：乱世英雄千载传，人间安稳最珍贵，这也是古典名著留给今人的恒久思考。

汤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