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了解我的人没人不知道我和孔学堂的关系,孔学堂差不多成了我的一个“标识”,这是令我感到惬意的事情。
我是一个工作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曾在不同的教学、研究、文化、行政单位工作过,我最后一个“上班”的地方就是贵阳孔学堂。现在虽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但孔学堂,仍然是我最关心、最关注并尽可能出把力给予支持、推动的精神殿堂。
但是,在七八年前,当我听说在贵阳这个地方正在建一座以孔子或儒学为内涵的大型文化设施的时候(那时“孔学堂”这个名称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我一方面感到兴奋,为此叫好;另一方面心里不免嘀咕:在贵州、贵阳建设一个弘扬儒家思想的文化高地,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哪里啊?其实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都发出过疑问:“贵州为什么要建一座孔学堂?”我当时担任省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人,凡是文化建设的事我都关心,对“孔学堂”这件事尤为关注;但我更清楚:在中国,一项文化事业再怎么了不得,没有物质载体,就一定事倍功半。因此孔学堂的横空出世,实在是一件盛举!
眼看着孔学堂的硬件建设突飞猛进,我们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都兴奋异常;特别是当了解到孔学堂是通过一种全国不曾有(现在仍然没有第二例)的模式建设时,我们倍感省委和贵阳市委的智慧、决心、魄力之高、之强、之大,感佩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对文化的真挚情怀和大手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开始参加到孔学堂的内涵建设当中,主要是对相关的文化建设或活动予以支持,对孔学堂理事会的构成提出意见,参加在孔学堂举办的高端学术、文化、视频对话等。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2015年,省委决定我担任孔学堂的主要负责人。这是省委对我这个老文化人的高度信任,同时我自己也暗想:来这个地方工作,正合我意!
也正是到孔学堂工作以后,我才真正了解、理解、认同了当初省委、市委决定建设孔学堂的理由和用心。贵州是一个“文化千岛”,我们的文化资源以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最为彰显;但相对来说,贵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不能与东、中部许多省份相比,这主要和贵州建省较晚(1413年)有关。但即便如此,建省不到一百年(1508)的时候,王阳明先生来到贵州参学悟道,形成了他的“心学”思想的基本理念,后来发展成为儒学的一座高峰,一种世界性的哲学观念。对于阳明先生来说是困顿、苦闷的贵州经历,对黔中大地来说则是幸事一件:贵州成了一个伟大思想的起点。而传承弘扬、研究解读“王学”及其当代意义,不就是孔学堂当仁不让的职责吗?此外,贵州经济长期滞后,文化设施也曾捉襟见肘。建一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同时开展其他各种丰富多彩文化活动的大型平台,对贵州、贵阳的老百姓来说,实在太迫切了。民营企业家主动请缨、慷慨解囊,党委政府管理、推进,孔学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这么发展壮大起来。
2013年初孔学堂第一期建成开放,2015年4月第二期建成开放,一路走来,我们在内容建设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孔学堂的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个曾经被人善意地说成是“无中生有”的文化平台,如今真正成为了一个精神高地。
我一直没有忘记陈敏尔书记离开贵州后给我的寄语:望坚守传统文化阵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享受传统文化快乐。我将一如既往地为孔学堂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我将一如既往地宣传、推广文化的孔学堂,道义的孔学堂,学术的孔学堂,艺术的孔学堂,旅游的孔学堂。因为我,始终是孔学堂的一员。
-作者简介-

徐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贵州省哲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贵州省首批“核心专家”。曾担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贵阳孔学堂等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长期从事西方哲学、中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史的教学、研究。主要著作:《理性的历史沉思》《价值与认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抉择》《思者的求索》《仰望与关切》《思在途中》《在中西方之间》《思想的印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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